新浪读书日前排出2010年1月“中国好书榜”，《重新发现社会》入选总榜第二名。详见：

http://book.sina.com.cn/top201001/index.shtml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分享本文

相关日志

• 批评与回应：要市场经济，要市场政治，但不要市场社会 (0)
• 2月2日熊培云接受新浪网读书频道专访(视频) (3)
• 张天潘：热言时代，如何重新发现社会？ (1)
• 新京报专访：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社会”？ (3)
• 中国青年报：“70后”的忧患与洞见 (23)

应《南方都市报》读书版之邀，培云就王建坤先生关于《重新发现社会》的书评作一个回应，原题为《市场经济、市场政治和市场社会》，专版讨论主题合并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感谢雷剑峤兄和建坤兄促成此次笔谈。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10-02/07/node_930.htm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曾经看过一个苏联笑话：甲问“为什么苏联没有两党制？”乙答“因为我们养不起。”这个回答虽是笑料，却也十分耐人寻味。其一，苏联时期的党政的确耗费了这个国家大量的财政；其二，回答者对市场政治不了解。事实上，只要政治进入市场，各方比拼的是物美价廉的公共服务，而最受益的也是作为政治消费者存在的纳税人。

在《重新发现社会》中，我谈到当下中国“要市场经济，也要市场政治”，算是对市场的彻底鼓吹了。我赞美市场，当然是指真市场，而非假市场。只要竞争是充分的，又有法治的支持，购买者可以选择，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我相信市场不仅会带来价廉物美的产品，而且会带来美德。像三鹿那样的“毒厂”，注定会被淘汰；有瑕疵的产品，也会像现在的一些汽车厂商的通行做法一样被召回。市场政治同样如此。且不说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市场原则，选民从不同的政策销售商那里选取政治产品及服务团队；即便是今日中国，人们去环境各异的省市去投资、生活，能够自由迁徙，这也是市场政治的萌芽。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个社会可以将一切交给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市场社会。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有句名言：“要市场经济，但不要市场社会”。如果基于“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这个三分法，当然，我同样可以补充一句——“要政治国家，但不要政治社会”。无论是不要市场社会，还是不要政治社会，其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即尽管社会既需要市场经济增加活力，又需要政治国家提供秩序，但是市场经济与政治国家都不能反噬其主，吞没社会与个人。否则，市场经济与政治国家都会失去本真的意义。

事实上，无论以“国家与社会”二分法，还是“国家、经济与社会”三分法，都绕不开一个最为本质的区别，也就是从属性上看，社会（包含组成它的个人）所具有的是主体属性，而国家与经济则是工具属性。无论国家怎样更迭，经济怎样消长，社会终究是在那里——“国破山河在”。历史亦无数次证明，一切政治、经济，无论曾经取得怎样的成就，若非为社会所用，最终都会走向衰微与速朽。

为什么拒绝政治社会和市场社会？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如果社会唯政治或市场马首是瞻，社会将会失去自己的底线，成为国家与市场的附庸。最理性的是，社会在成立国家、赋予经济活力之后，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这一主体属性。国家也罢，市场也罢，二者都不能动摇人的底线。

在现代社会，有些逻辑是不言自明的。比如，众人之所以成立国家，是为了保卫每个人的自由与安全，而不是为了让它来占领整个社会；也是这个原因，为了使组织起来的公权力不摧毁其他社会性或者政治性组织，在国家成立之初，会有一些约束性条款。政治底线也是社会底线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维护这种市场政治。既然是契约政治，市场政治注定不能强买强卖，而且是可以终结的。任何合同都是有期限的。即便是永久性合同，人们也可以通过毁约来终结其有效期，以重订新的契约。

与此同时，一个真正推崇市场经济的人，他也应该知道市场经济是有底线的经济。你可以成立一个劳务输出公司，但绝不可以贩卖人口和人体器官。事实上，人们之所以需要政府，正是为了让它能够在社会的要求下守卫社会的底线；之所以坚持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经济，也在于使国民的经济交往与社会生活遵循一定的法则。如果都交给市场，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这些不能让渡的服务，恰恰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最不乐见的是，政府收取了大量税费，却将应尽之义务推给并不存在的市场。从这方面说，市场社会的形成，与其说来自市场的扭曲，不如说是来自国家。

波兰尼无疑是市场社会的有力批判者。半个多世纪以前，几乎是在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同时，他推出了《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波兰尼所谓的“大转型”指的是“自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一旦形成，它将通过改变人类基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进程，按照自己逻辑来改造世界，打破所有传统的“共同体”界限。这点并不难理解，就像革命的逻辑会吞噬革命者（甚至包括工业革命都驱逐了大量产业工人）。其结果是，市场吞并社会，进入一个所谓的“市场社会”，以至于原本只在经济领域进行调节的价格机制开始通行于整个社会。而这尤其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种本来不是商品的东西上面。当人成为商品，人便从亲属、街坊这样的社会关系中被剥离出来；当土地成为商品，便有了人和土地的分离，甚至出现流离失所的贫民，此外货币成为商品，使生产组织的商业运行产生了巨大的风险。

虽然我对上述部分细节存疑，但波兰尼对市场的警惕不无道理。而波兰尼也坦承，伴随着“自由市场”这种“大转型”的所向披靡，同时也出现了“社会保护运动”。在根本上是来自社会内部的各个团体与阶级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危机。正是拜赐于这种“双向运动”，近半个世纪以来，即使是奉行市场原则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欣欣向荣，恐怕首先要归因于劳资关系的改善，社会底线的筑就。波兰尼时代的美国黑人还在为废除种族隔离而奋斗，而现在美国人却选出了一个黑人总统。只要社会有足够的空间与权利，它既会修正政治国家，也会修正市场经济。

面对针对市场的种种批评，你又不得不承认有一种“时空倒错”之感，因为今日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市场社会的出现，更是因为社会被抛弃使然。这尤其体现在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参与和频繁失职两方面。过度参与，政府唯利是图，便有了房价在土地财政的推动下猛涨；频繁失职，企业唯利是图，便有了毒奶粉事件以及大量未销毁毒奶粉“复出”的局面。权力与市场的合谋，或相安无事、各取所好，置社会公序良俗于不顾，其所酿造的败局莫过于此：政治国家不能提供正义与秩序，市场经济不再追求信用与美德，公民社会同时面临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危机。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一个论坛上，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难，指出“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VS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无法战胜美国！”既然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竞争，那么“中国唯一应该做的事情，是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这里，最让我有感触的不是张朝阳的这番话——因为这些话几近常识——而是张朝阳因此在网上网下收获了无以数计的掌声。这的确是个常识稀缺的年代，夸大市场的危险，有时候无异于对一个吃不饱的人大谈肥胖症的坏处。肥胖症有它的危险，但不是粮食造成的。这个时代虽然不再骨瘦如柴，但当务之急仍在于找到足够多的粮食，我是说，远离了三聚氢胺的那种粮食。

附：《重新发现“自由社会”》（王建坤）

最早读到熊培云的评论，是在《南风窗》上，那时我还在读大学。他的现实关怀和家国意识，一下子吸引了我，他的文章比报纸上流行的快餐时评更可回味。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章篇幅会更长一些，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总能从当下的新闻跳出来，体现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视野。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时评这种题材的局限，从而延长了这种短命文体的寿命。后来熊培云也去给报纸写时评专栏了，而且越写越多，但他始终控制得比较好，并没有堕入大多数时评的套路，而是难能可贵地延续着着早期的风格。

熊培云自称，自2006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重新发现社会”之后，就试图以此为主题写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书的部分章节率先在媒体上发表过。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熊培云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书里他不必拘泥于媒体的篇幅而可以畅所欲言，完整地表达他对中国问题的见识。

单从书名来看，最契合主题的是这本书的前两章：“国家与社会”和“经济与社会”。熊培云敏锐地意识到“社会”是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词。至于何谓“社会”这个很难定义，熊培云也没有去为之定义，但整体上是放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这种二分法的框架去理解的，只是在少数情况下采用了“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法。正是在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下，我非常同意他对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国家和个人之间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保卫社会，免受国家权力的侵袭。这一点无论左右都无太大分歧，当然那些国家至上主义者除外。

从“左右之争”到“上下之争”

熊培云在《左右之争，还是上下之争》一文中，提出用“上下之争”去置换“左右之争”。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大陆思想界开始分化，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那场争论现在看来更像一场鸡同鸭讲的闹剧。熊培云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言论领域不该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而应该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现在看来，左右两造谁也无法取代谁，与其自言自语，不如尝试团结，在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共同底线上，“与社会共济”，从而超越左右纷争，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熊培云的这一提议，是这本书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也是我认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在左右纷争依然对立的情况下，熊培云能做如此公开呼吁，足见其个人心智的成熟和心胸的开阔。对此，梁文道评价甚高，他认为熊培云在许多问题的细节处理上要比他右，但他对这套范式转移的思路非常认同，我们必须“重新认清中国的难题是国家高高在上、社会被压在底下不能自主不得喘息的事实”。

梁文道颇费心思地在为熊培云的序言命名为“允阙执中”，这个词有点偏僻，意思是真诚地遵守不偏不倚的立场，典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宋儒认为这是“自尧舜以来所传”的华夏道统，“圣人心法”，朱熹说：“尧舜时未有文字，其相接受口诀只如此。”可见，梁文道用意之深。

其实，这篇序言也可以视做左右两造团结的一个实例。左右团结不仅要重新发现社会的价值，更要合力探索保卫社会的道路。私以为，后者更是当下重中之重的言论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大家争论较多，并无共识。这种争论放在“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法里面会更清楚，双方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无分歧，而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存在重大分歧。

在熊培云的书里，因为大部分地方采用了“国家/社会”的二分框架，所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被纳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当中。因此，“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可以存而不论，我们单说“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会不会像国家那样对社会形成一种压迫与伤害？左右两派对此有分歧，右派坚信用市场原则去统摄社会，而左派则认为，市场可能会吞噬社会。
 
从“市场社会”到“自由社会”

熊培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回答，不过，他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曾经引用了法国前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的一句话：“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这里流露出市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冲突的意思，可惜的是他对“市场与社会”的命题并未展开充分论述。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当做一本专著的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缺陷。

如果忽略“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往往会陷入对自由市场分子对市场的过度迷信，他们眼里只有“市场社会”，极端者如哈耶克的信徒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社会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为什么“社会是不存在的”呢？对此，奥利地学派的另一位传人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认为，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误解了工业革命的历史，因为它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判断社会事件的”。 

波兰尼认为，自19世纪开始，包括自然（土地）、人（劳动力）、金钱在内的一切都被设想为商品，被拿到市场上去买卖，由此形成的价格分别为地租、工资和利息。但土地、劳动力和金钱本身都不是商品，它们都不是为了买卖而生产出来的，把他们描述为商品完全是“虚构的”。由英国政府主导的“圈地运动”、“斯品汉姆兰法”和“济贫法”等多重“虚构”手段，假“市场自由调节”之名，把自然、人、金钱等生产要素化，由此构造了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被扭曲为市场化的社会，人类于是成了经济的附属物。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撒切尔夫人眼里只有市场没有社会了，因为市场已经吞噬了社会，社会变成了“市场社会”。

说到“市场吞噬社会”看似生造的概念，其实并不抽象。我不妨举一个大家感同身受的例子，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变得越来越冷漠？19世纪的英国小说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刻画了一个主角叫托马斯•葛擂硬，他是“市场社会”里面的典型代表，他的这段自白也是我们今天遭遇的真实写照：“我口袋里，先生，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那准确的分量和数量，这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在社会关系领域之外，我们同样可以见证“市场社会”的可怕之处，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公司在不断地课予大众“看不见的税”：环境污染、侵害员工隐私权、招聘员工时的歧视行为，等等，因此公司被人称为“私人政府”。 因此有学者说，如果美国宪法是于今日而非1787年制定，则美国开国元勋们必定会将公司这一组织纳入宪法条文之内，以有效规范其行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乔尔•巴肯在1997年出版的《Just Words: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Social Wrongs》指出，当初只是为了驯服政府而指定的宪法对公司世界的有效约束已远远不够。在这个公司当道的时代，驯服公司已是法律界的头等大事，这不仅是为了捍卫我们的个人权利，更是为了保护社会。

但是，我们看到，目前自由市场分子对“市场吞噬社会”的态度就比较教条，捍卫“市场体制”的极端分子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接受乔尔•巴肯采访时说，如果公司管理层将社会和环境价值作为最大化股东利益的一种手段，那么管理层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论调的可笑之处在于，它认为企业只是生活在“市场”之中，而非社会之中，市场甚至是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的。

因此，我们必须回答下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市场社会”，应该要什么样的社会？

我们不妨听听波兰尼的忠告。波兰尼告诫我们，追寻“自由社会”就是要打败“市场”社会，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把社会从市场中解放出来，将劳动力、土地和金钱从市场中解放出来（比如，不再把雇佣合同仅仅看做私人合同；将土地用于学校、教堂及自然保护区；金钱不只是商业资本，更是货币），“市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没有市场，市场让人以各种形式保证消费的自由、表明需求的变化、影响生产者的收入，以及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发挥作用，但它停止作为经济自我调节的喉舌”。这就是波兰尼描绘的自由社会的愿景。

分享本文

相关日志

• 《重新发现社会》荣获“新浪中国好书榜”总榜第二名 (0)
• 2月2日熊培云接受新浪网读书频道专访(视频) (3)
• 张天潘：热言时代，如何重新发现社会？ (1)
• 新京报专访：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社会”？ (3)
• 中国青年报：“70后”的忧患与洞见 (23)

以下是2010年2月2日接受新浪读书频道的采访视频：

http://live.video.sina.com.cn/play/book/chatshow/1084/002.html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分享本文

相关日志

• 《重新发现社会》荣获“新浪中国好书榜”总榜第二名 (0)
• 批评与回应：要市场经济，要市场政治，但不要市场社会 (0)
• 张天潘：热言时代，如何重新发现社会？ (1)
• 新京报专访：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社会”？ (3)
• 中国青年报：“70后”的忧患与洞见 (23)

《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朗读版，附八十年代若干老歌片段。两位学生早先帮着完成，虽然仍有些青涩，却也不失为好作品。我刚在后面附了两首好歌，感觉更完整一些，下午现学软件用得还不熟。朋友们不妨一听，这是我年少时乡村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几天前服务器出现故障，影响本站访问，现一切正常。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分享本文

相关日志

• 无相关日志

以下是文道兄的文字。谈《常识》的热销与时评的重兴。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每年这个时候，全中国各大媒体都会推出各式各样的年度书选。既然拙作《常识》有幸入选多份名单，于是就接到不少要我发表获选感言的邀请，可同一番话说上十来二十次，就算人家不嫌烦，我也觉得自己很无聊了，只好借此一次答谢各方盛意。

坦白说，拙作受到重视，我是真的惭愧。想大陆去年出书二十五万种有多，这里头有多少作者的心血？去书店逛一圈就知道，写得比我认真，成果比我卓越的，绝对大有人在，凭什么是拙作该入选这林林总总的年度好书呢？

除了书名取得比较讨巧，想来想去，我觉得这还是大家开始关注时事评论的缘故。也就是说，真正被肯定的，不是拙作，而是数以千计的时事评论作者。拙作只不过是本结集结得比较早，碰上好时机的市场幸运儿罢了。

说大家开始关注时评，这句话其实有点怪；难道中国读者曾经不太在乎时事评论吗？要知道评论的年纪就和报纸一样老，打从英国有了现代报刊的雏型之后，评论就已经跟着它一起闯荡了。有时候，它甚至还是一份报纸的王牌，地位比新闻还显赫。例如饮冰室主人梁任公，当时有多少人是为了看他一只如椽巨笔痛陈时弊才跑去买报订报的呢？清末以还，又有多少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公共议论藉报端而生，以时评的面目示人？

可是四九年后，这种热闹局面就渐渐隐退了。虽然评论的形式还在，但背后那独立之思想与个性的表达已经全部被一种统一的意志和文风取代了，这时候的评论与其说是评论，倒不如说是「社论」；二者分别在于前者的言说主体是我，后者的言说主体是「我们」；前者是我站在和所有人平等的立场上向杂多的公众发言，后者是一个人或一组人代入想象的大我之中，由上而下地对一种集体的无名的「人民」喊话。除去少数例外，那时大部份可见的评论其实都是「社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一段评论消失，「社论」崛起的历程。假如按照哈伯马斯等人有关公共领域的说法，舆论和公共领域是一对双生儿的话，那么我们经过的这一段独特岁月也就意味着公共的崩解和吸纳了，与之前那种报刊林立众声喧哗的形势大异其趣。

时事评论的回归，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了。一开始，它混迹在杂文之中，月旦风月，指点江山，其作者往往以作家的形象出现，文人气息浓厚，下笔自由奔放。直到世纪交替，专以时事评论为职志，讲究资料与论证的作者才一一浮出水面。他们也许就在自己的博客发声，也许是在报刊上的专门版面与读者会面。他们也许各有风格，甚至还会书写类型多样体裁不一的文字；但当他们试图要说明某项政策的利弊，批评某位官员的言行，解读某种社会趋势的含义时，他们都很清楚这是另一回事，是和纯粹创作不同的一回事，而读者也能把它清楚地辨认出来。也就是说，时事评论终于独立了，时事评论回来了。

时事评论的复兴，套句我的朋友熊培云的话，其实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的副产品，如果没有相对宽松的空间，没有在国家统御底下但保有一定编辑自主范围的媒体，就不会有这么一大批时事评论同时涌现的趋势。如果今天的国民不是比以前更关心时局，更想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也更想听到他人声音的话，时事评论就不会得到大家的正视了。

然而，正因为复归的时事评论对许多人来讲是件新生的事物，大家还不习惯它的存在，所以他们也就不晓得该怎么去定位它判断它了。比如说，有些读者会激动地把自己喜欢的评论家封作「文化大师」（好吓人的中国式称呼），甚至觉得他们可以与胡适、陈寅恪相提评论。相对地，另一些人则有点鄙夷在报上写小文章的评论者，觉得他们的思想深度不足，而且欠缺原创的能力。在我浅薄的见识范围内，我很少见到评论传统从未断过的那些地区会有人拿评论家和学者相比，用要求学院中人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位战斗在前线的评论者。因为他们大概都能摸得清楚二者的职责并不一样，所以判断他们的方式和准绳也应该是不一样的。美国《新闻周刊》主笔札卡里亚的影响力那么巨大，他的触角是那么地敏锐，就连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也要在自己的专著中引述他的观点；可是有人会诟病他没法像亨廷顿那样构筑出一套理论吗？好像没有。

时事评论要做到的是快速反应，把眼前的复杂现象解剖成简单的问题，又或者把简单的事件分析成复杂的议题，好让大家每走一步都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未必能够指出长远的方向，可是人走路也不能一直远眺前方却置脚前的一块石头于不顾。我们需要思考很巨大很终极的命题，但是纷纷而至的小难关并不会停下来等待我们。简单地说，黑格尔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黑格尔就未必做得好了。

分享本文

相关日志

• 无相关日志

本期文章在南都上只写了上半部分，下周拟登下部分。
http://gcontent.nddaily.com/2/34/234833147b97bb6a/Blog/3c2/0098f7.html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最近完成的乡村纪事系列因故未能全部上网。抱歉！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分享本文

相关日志

• 无相关日志

感谢朋友们在网络或报章上陆续写了些书评。以下是今早在《信息时报》上读到的文章。作者张天潘兄算是思想国的老朋友了。收集这些评论，不是培云为了吹牛，更是为了收集一份份心意。此外，无论赞扬还是批评，都希望这些评论能使社会有所成长，同时加深本书作者对其作品的理解，以便后面的修订与补充。再谢！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有一个人在他自己的网站上设计了一个问答：“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如果你是回应者你会怎么回答？问题后面收到的相关留言林林总总，比如有，集中营是“用来关押革命党人的”、“用来上政治课的”、“关押被视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关押人的思想，扼杀每个人的幻想……”等等。

而他的答案是：“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一种不同寻常的，从被关押者的角度回答的答案。这个人就是熊培云，最后他还补充道：“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说“集中营是用来摧毁的”或“用来挖地道的”。其实，这些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谈到集中营有什么用处时，要和那些渴望自由、积极生活的人站在一边。”

这是一个热言时代。热言时代，即公民热爱言说的时代，各种声音能够得以发声。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被这种纷乱繁杂的言说失去了方向。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发现一本可以深入思想、能够为迷茫的人们找到一点具有归属感方向的书籍，无疑是幸福的。

熊培云系知名学者与媒体人，现为南开大学副教授，之前出版过《思想国》一书，又一直静心经营这他的网站“思想国：21世纪评论”，他以他文章，让很多人自愿地成为思想国的“国民”。

在《思想国》这本书中，他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人可自由思想的国家要优于柏拉图所谓哲人王一人治下的“理想国”。这个世界不可能在某些所谓杰出精英的理性指导下，建构成一个理想的国度，而只能在经验理性的持续探索中，演变成一个具有人性的社会。而在《重新发现社会》则一脉相承，在思想的引导下，探究国家、经济、自由、民主、传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具体地论证了“一个具有人性的社会”。

思想，其实是一个很难琢磨清楚的东西，但是，熊培云或许能够用最具冲击力的思想让大家发现，其实思想并不是传统哲学家们那种高深莫测的思辨，而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比如熊培云说的“悲观是卧底”。在去年唐福珍自焚事件后，他的评论《屋顶上的矿难》再次阐述了“悲观是卧底”的思想：即，是因为我意识到悲观会与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强大的侵权者构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或者像唐福珍一样，因绝望而消灭自己的身体。

这个具有冲击力的“思想”以及文章开头那个问答，或许正是契合了他的新书《重新发现社会》的含义：很多固有的社会现象、常识和底线，都需要重新的检省，重新去发现。

分享本文

相关日志

• 《重新发现社会》荣获“新浪中国好书榜”总榜第二名 (0)
• 批评与回应：要市场经济，要市场政治，但不要市场社会 (0)
• 2月2日熊培云接受新浪网读书频道专访(视频) (3)
• 新京报专访：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社会”？ (3)
• 中国青年报：“70后”的忧患与洞见 (23)

以下是《新京报·评论周刊》对培云的专访，特别感谢继成和艾君二兄的支持。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日前，学者熊培云在新出版的书中提出了“中国，重新发现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在完成对改革前“革命第一”的政治主导型全能政府以及随后“效率优先”的经济主导型政府的超越后，中国将从此进入“共建共享”公民社会的宽阔之境。

如其所言，近年来，从社会领域立法到社会组织发育，“社会”二字的关注度持续高涨。那么，“社会”一词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为什么是“重新”发现社会？这场发现指向的目标是什么？本报专访熊培云。

社会，有秩序并能自我组织

新京报：为什么要提出“中国，重新发现社会”这个概念？

熊培云：其实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提出的，当时我说就30年谈30年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把它放在60年的大背景之下。

60年分两个阶段，前30年社会不断萎缩，有割资本主义尾巴、大跃进、反右、文革以及无所不在的单位体制等等，这个时期“有主义没社会”。在社会走到崩溃边缘之际，我们被迫开始了调整，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重新发现社会，是社会解放的过程，人的觉醒的过程。

而改革开放30年，又可以分为三个十年，八十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而最近十年，是社会与国家充分博弈的十年，不断地从旧有体制中抢回或者救起自己，从集体到个人，从政治到生活，实际上也是中国人重新发现社会的维度。正是因为社会自发自我的生长，渐渐恢复了应有的活力与创造力。

新京报：你这里提出的“社会”，应该从哪个层面来理解？你提到“有人的地方未必有社会”，那么，什么才是你所倡导的应该被发现的“社会”？

熊培云：我们先把国家的概念理一下，在英文里头，有nation，倾向于民族的概念；有country，更多是国土的概念，当然也包括国民；还有state，它是工具性的概念，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倾向于政权意义上的国家。我提出的“社会”，针对的是state这个国家概念，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层面提出来的。state是个为大家谋福利的工具，我经常举的例子是，国家是个珠宝盒，而国民才是珠宝。

有人的地方未必有社会，打个比方，春运的时候，一群人在那儿挤着买票，不会排队，打成一团，甚至还有人提刀在春运窗口买卧铺票，这时候你觉得有社会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此地此时，社会“崩溃”了。

正因为此，我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泰坦尼克号》最震撼中国人心的不仅是爱情，更有旅客与船员在大难临头时的有序逃离。这才是我们应该发现并追求的“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讲的社会，它是能自我组织的，代表一定秩序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管理学家德鲁克有这样一种说法，“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恐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事实上，这种恐慌的直接原因便在于社会的崩溃；而克服这种恐慌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他认为，“人类作为社会和政治的存在，必须要有功能正常的社会，正如人类作为生物的存在，必须要有空气以供呼吸……”

搬走石头，社会自然有生机

新京报：在你看来，“发现”社会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路径和方法是什么？

熊培云：我原来写过一篇关于“思想如何解放”的文章。大家总喜欢说“解放思想”，其实思想不存在解放的问题，只要不抑制它，给它更多空间和自由，它就是处于一种解放的状态。

社会的发现也是这样一个过程。过去，社会就像是被石头压着的一片草地，草肯定长不出像样的形状来，当你搬走了石头的重负，这草地自然有了生机。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这样，随着大批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的形成，资源配置良性发展，社会组织功能分化。与此同时，许多权力部门开始失去原有的利益，不光有农民洗脚上岸，一些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下海试水，慢慢一些企业成长起来。生活方面的变化，社会也渐渐褪去了“血色浪漫”里的军装，表现个人情感的校园歌曲、摇滚也普遍流行起来，整个社会一夜间变得鲜艳无比。

新京报：你经常提到中国历史上宋朝曾出现过社会的繁荣，那段繁荣是怎么实现的？宋朝的社会繁荣，是不是也印合了你提出的“重新发现社会”中的“重新”二字？

熊培云：对，梳理中国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繁华，确实暗合了我们今天要进行一次“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梦里回到宋朝》。不是有歌曲唱“梦里回到唐朝”吗？唐朝的确有它的气势恢宏，不过和宋朝社会的气象万千比，唐朝更像是一个用诗歌吹牛、一事无成的时代。只不过，宋朝的社会成长在后世史学记载中多有淹没，以至于许多人误以为宋朝只是个体弱多病却爱吟风弄月的孤儿。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所谓“四大发明”或者“四大发现”其中有三项便是在这一朝代出现或真正得到运用。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登峰造极，有数据表明当时的GDP占全球一半，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

时至今日，我们还在说要走出乡村，告别农业国家。然而早在北宋时期的工商税一度占到了70%（其中一半来自海上贸易），而农业税只占30%。这意味着宋朝一度走出农业文明迈向了工商业社会。

宋朝社会之所以获得空前繁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政府没有抑制社会成长。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也没有“文字狱”的王朝。包括汤因比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说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我想肯定也有这个原因。

只可惜，尽管宋朝在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炮等热兵器，但终究没有殖民国家的扩张性或游牧民族收割他人庄稼与人头的嗜好，终于孤木难支，像希腊一样为野蛮所吞噬。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悲哀的一件事情，多次的社会繁荣都因外族的侵入而中断。

崛起的公民社会是靠山

新京报：你提出“重新发现社会”，有没有一个未来趋势或者一个终极性的状态，一个理想中的图景？

熊培云：我觉得还是一个“公民社会”的概念。

昨晚我还在一个颁奖典礼上为“开胸验肺”的张海超“颁奖”。实话实说，为张海超颁这个奖，我个人是很羞愧的，我相信这也是全社会的感受。当然，给他颁这个奖，不是为了学习他，而是为了记住他，为了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

在颁奖之前，我是这么说的：“在座的都来了”。这是开玩笑，在座可不就都来了吗？接下来一句话是：“在座的都有权有势”。乍一听大家不知道我要说什么，觉得是一句怪怪的话，当然下面确实坐了很多名流，我话锋一转：“有什么权？大家都有公民权；有什么势？所有公民的权利都必须得到彻底维护的天下大势”。

我接着说，在座都有靠山，什么靠山？就是中国正在崛起的公民社会，中国正在重新发现社会，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做一些功课，多努力，平时多流一滴汗，这个社会就会少流一滴血”。

那短短几分钟的演讲，为什么台下有那么多的掌声？说明大家认同我的判断，希望社会日益强大。我觉得公民社会的意义也在于此，它是给大家带来希望的，也是相互能够救济的一个东西，能够成为靠山的一个东西。

新京报：公民社会这个“社会山”，怎样才能得来？

熊培云：公民社会的来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即通过一点点地厘清群己权界，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联合，而这种联合正是一个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脱胎换骨的动力。其结果是，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逐渐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社会）。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不尽如人意苦恼不已。革命并不像开始预想的那样通盘解决问题，而且制造了许多新问题。那么，怎样才能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它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

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使社会脱胎换骨，平稳转型。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取得成绩，也正是因为不断建立起了这种横向的社会网络。我把这个过程称为中国的“新革命”，只有通过这场“新革命”，才能告别过去的“不断革命论”，催生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

社会建设忌讳“庸俗革命家”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关于农民工的劳作与知识分子工作的比较，这是你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扮演角色的反思？

熊培云：那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我第一次去海南旅行，当车子行使在新修的宽阔路面上时，我突然有一阵感动。我在想，我写了不少慷慨文章，但对于中国的贡献，也许不如一位农民工。他们虽然被泼上了廉价的污名，不如精舍里的学者们高贵，但修出来的路都踏踏实实，是可以看得见的。

这种自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首先我觉得，我们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对于那些在生活中从事具体工作的人要抱着一种感恩之心；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自我要求，应该脚踏实地，像农民工一样一点一滴地建设，不断地为社会做加法，这也是我的“增量历史”观。

社会建设尤其需要一种和风细雨、一点一滴地建设，包括公民组织的发育，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观念的变化。

新京报：你在书里批评了“庸俗革命家”的概念，就是那种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有生之年见到所有成果的人。社会建设也要避免做“庸俗革命家”？

熊培云：我很喜欢“庸俗革命家”这个概念。我最早是在一本叫《蚂蚁的革命》的法国小说里读到了类似观点。

不久前柴静在《面对面》中采访了德国青年卢安克。卢安克在广西支教了一二十年，甚至还要教学生中文，清心寡欲，像个圣徒一样，他深深打动了我。有意思的是，卢安克同样认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现在的中国人太着急了———“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我想他批评的也是“庸俗革命家”。当然，我在这里反对的只是急功近利，并不是为了否定一个社会日常的生长。事实上，因为方向对了，这种日复一日的生长，其速度恰恰是最快的。

本报记者 赵继成

分享本文

相关日志

• 《重新发现社会》荣获“新浪中国好书榜”总榜第二名 (0)
• 批评与回应：要市场经济，要市场政治，但不要市场社会 (0)
• 2月2日熊培云接受新浪网读书频道专访(视频) (3)
• 张天潘：热言时代，如何重新发现社会？ (1)
• 中国青年报：“70后”的忧患与洞见 (23)

坦率地说，是黄仁宇让我重拾对历史的兴趣，我是说，我从学术上看出了历史的乐趣。这位国民党军官在美国写了《万历十五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研究的是大历史（macro-history），这个词很玄乎，我倒宁愿把它想成“随心所欲读历史”。虽偶有附会，但黄仁宇的学问的确是做得很好，也很中立，因此也给我们读者一次换个角度读历史的机会。黄仁宇和周恩来同是南开校友，遗憾的是，南开大学没有把肄业生周恩来的礼遇分给肄业生黄仁宇一点，但这并不影响黄仁宇声名远播。

读了黄仁宇的历史书，我开始对海外的中国史家产生了兴趣。作为旅美学者，唐德刚自然成了我书屋里的贵宾了。虽然直到今天，唐德刚的书我只看了两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另一本即是我这里要介绍的《胡适杂忆》（严格地说，还有《胡适口述评传》，收录在胡适全集中）。对于胡适的追寻，大概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之胡说，不辱大方，意创笔随，明珠走盘，的确是些好书。唐德刚在《杂忆》书尾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在笔者看来，《杂忆》是可以和上述两本比肩的。在该书中，唐德刚对胡适没有太多的隐讳，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当然，也有些看法和读者大相径庭）。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并未因为是胡适的入室弟子而像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时那样毕恭毕敬，更多是尖刻、风趣与超脱。比如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唐德刚对老师的正面评价，“（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极端年代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对于五四运动唐德刚与胡适的观点并不一样。胡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唐德刚后来解释道，“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有关五四运动的是非褒贬由来已久，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杀资本家，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历史车轮鬼打墙。转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到处都是“人文关怀”。除了卖猪饲料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开始将“以人为本”的招牌挂上了大街。当然，以人为本并非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中国的人本是以钳制人为本，而西方的人本却是以尊重人、解放人为本。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一次出游东北时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区别是，前者是人力车文明（笔者称之为“牲畜式文明”），后者是摩托车文明。所以胡适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国，再造文明，要实用主义，要杜威哲学，要全盘西化（后措辞为“充分世界化”）；因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适说的容忍并不是菩萨说的容忍。菩萨说，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人，谁也不会抬着我这偶像上街了。

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唐弟子给胡老师的“挽联”却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乃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先修有关经济学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东来西又倒。”

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这样给他盖棺定论，定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生死以之，忙了一辈子竟然被弟子说成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江湖郎中。

胡适生前建树颇多，也因此被“我的学生毛泽东”组织了大陆学界搞了数百万字的批判。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祖望继续留在美国，而思杜却留在了大陆，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曾说，“思杜是我创造的。”大意是说中国该选择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对反对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今天，受了党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阶级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朗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工农大众的感情来。”

对胡适的批判，我们在《胡适日记》第八卷（1950—1960年）里能找到不少记录。

1950年9月23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Chinese ex-envoy denounced by son（《中国前公使受到儿子的谴责》）。引语是“胡适之子接受共产党教育，胡适成为攻击目标——指控其受美国影响”。

1950年9月24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The case of DR. Hu Shih（《胡适案》），剪报提到，胡适博士获悉其子“因受中国共产党人的赤化反戈一击”，谴责他是“反动派的忠实官吏及人民的公敌”消息后，作出下述简明但是意味深长的评论。他说，过去我们注意到，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但现在还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中也没有“沉默的自由”。他说，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人们必须作效忠与信仰的声明。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没有“沉默的自由”导致目前令人作呕的滑稽事件的发生。我们所有的人对此一定会感到非常难过，不是为胡适博士，而是为被迫作出这种虚假荒唐声明的年轻人。……胡适博士时常睿智尖刻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错误，然而，面临国民党政府与共产主义（从知识上和道德上奴役人）两种选择时，他显然选择了前者……
另附一则英文剪报：Father not disturbed（《父亲巍然不动》）。

1950年9月26日
附录《华侨日报》9月25日的文章，文章提到“胡适被自己之儿子声讨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

1950年9月28日
胡适收到两位朋友转给他的胡思杜批判他的全文——《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分别刊于《大公报》和《工商报》）。

1950年10月4日
附录一则剪报：Danger zones，No freedom of silence（《危险地带——没有沉默的自由》）。

1950年11月11日
“……（侄儿）思猷某日在芜湖共党干部开会时，说了许多话。散会后，人就不见了。芜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杀的，并且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庆萱，但庆萱没有看见这遗书，也没有找到尸首。”

1951年2月24日
江冬秀收到亲戚的一封信，署名“弟友生”。“但此信明明是受他人逼迫，抄了别人所拟好的信稿，寄出来向我作宣传的！”（胡适）

1951年11月26日
附录《什么立场？为谁服务？京津高校六千人改造思想》：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二日电］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一个月来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领导下，已经有了初步的成绩。参加学习的教师已从三千多人增加到六千一百八十八人。部分学校的职员也参加了学习……北京、天津高等学校的学生对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表示极大的关怀和兴奋。许多学校的学生都向教师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希望，帮助教师反省和批判……

1951年12月7日
附录11月30日香港《大公报》上的一则报道——《北大南大教授分别座谈控诉胡适，检讨张伯苓》。

1951年12月10日
附录《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一文。值得注意的是，这则剪报出自储安平主编的《新观察》杂志。

1951年12月17日
附录《控诉胡适批评自己——北大教师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2年1月3日
附录1951年12月22日刊于《大公报》的《从我自己看胡适》（顾颉刚）。在该文中，经过改造“认识了改良主义无益有害”的顾颉刚指出，“这二十年来，我陆续发现了胡适的种种毛病……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布的毒素，才尽我们的职责。我们是如何的光荣，能受毛主席的领导，走上正确的思想道路。”

1952年1月9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Hu Shih——Red’s New Target（《共产党的新目标——胡适》），其中写道，“胡博士的书在全国被禁。与此同时，各地方所有出售共产主义的书籍杂志的书店都停止销售胡适的著作……用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的话来说，反胡运动是“性格暗杀”。他指出，敌人痛恨胡是因为他是正统的中国生活观和世界观的代表，而这两者与共产主义理论恰好是对立面。”

1952年1月20日
附录一则剪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发表文章，污蔑“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衷名利，矛盾善变，走上风，往上爬，爬进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辛亥革命成功，他说他‘有做大总统的希望’了，就弃农改学文哲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芸生和储安平一样，都是旧中国了不起的媒体人士。然而，相较而言，储安平保持了自己的风骨。储安平的《观察》变成了《新观察》，但是储安平却是旧人一个，保持了自己的人格，所以他能批评“党天下”。王芸生的这种转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抗战一胜利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1946年9月1日）当《大公报》记者因采访学潮而被逮捕时，他义正词严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并尖锐地指出：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而且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使报纸丧失了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撒谎欺罔的责任”，就只能“由执行新闻检查的政府一肩承担”了（《逮捕记者与新闻检查》，1947年6月）。然而解放后，虽然《大公报》没有改为《进步日报》，但是1949年到1952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16万份急剧下降到6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60%。王芸生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而在1931年，胡适在《后生可畏》一文中曾经赞扬《大公报》，“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而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原因是《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此外，1952年1月8日胡适的日记里有一则剪报，作者是美国专栏作家George E. Sokolsky，对胡适最近被批判进行了回顾。他写道，“胡适对现代中国之贡献可与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贡献媲美。他沟通了古代与当代。他用人民的口头语言（而非古汉语）创作诗歌。他的《中国哲学史》（卷上）风靡中国。他编辑出版的大量小说，在中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被人们称为‘文学革命’之父。他早年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受到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影响，并将美国的实用主义带回中国。无论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看法如何，胡博士没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而是成为一个勇于身体力行的人，对他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谈到胡思杜对胡适的批判时，这位专栏作家写道：“读到这篇令人伤感的文章（指胡思杜批判一文），不禁想起约翰•J•斯维夫特上尉结束在匈牙利的监狱生涯后对记者说的话，他说‘这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这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这两句话应该从英语语言中删除。”

事实上，从1949年开始，京津地区高校和文艺界陆续掀起整风和批胡运动。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清华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以及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顾颉刚等名教授都纷纷著文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1954年12月9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点建议》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郭是五十年代大陆批胡的主帅，他在1954年11月8日接见《光明日报》记者时说：“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适为战犯。”其后一直到“文革”，作为“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和唯心主义代表”的胡适终于被轮番批得千疮百孔。同样，1949年11月，胡适在台湾以发行人的身份出版了《自由中国》。《自由中国》标榜自由、民主，讨论的问题从理论到实际，其根本主张是言论自由和建立反对党。应该说，胡适的这些主张对于台湾当权派同样是致命的。蒋介石将胡适的思想视为其潜在的敌人，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是散发一些批胡反胡的小册子，比如《胡适与国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后者第一条即是：“有一种叫《自由中国》的刊物，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淆乱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儿子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的希望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凄凉晚境，已经无人愿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得由他自己去担当了。

笔者花了半年时间苦读胡适文集，时长痛短痛，嘘声震壁。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当年曾经敌视他的政府，无论台湾当局还是中国大陆都在悄悄地实践着：

□ 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见《胡适文集》第一卷　318页，胡适的真理观。比较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结束“两个凡是”而引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版“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共经济体制改革）；

□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猫论”）；

□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2001年中共七一讲话，意识形态之争开始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

□ 充分西方化（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

□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几十年后在中国台湾实现）；

□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山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与大规模批判相反的是，关于胡适的思想，殷海光、李敖等人有着高度的评价。在殷海光看来，胡适的这种思想，就是开放的社会（open society）里开放的自我（open self）所具有的思想。整个的西方社会，就是浸润在这种思想之中。所以，实质说来，整个的西方社会大致生活在胡适思想中。或者说：胡适思想大致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这种思想，正是西方人，过着自由、平等、康乐和幸福的日子的源泉。现在的问题，并非胡适思想将来在中国是否会普及的问题，而是：必须让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易易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发泄，就是历史的浪费。

同样，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写道：

“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基本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李敖说，“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对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迈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时光倒流一百年，读后大笑，我笑出了眼泪。

熊培云 （本文写于2001年底，正式发表于《同舟共进》杂志）

分享本文

相关日志

• 寻访罗曼•罗兰(含Marie视频) (7)
• 20世纪流血，21世纪流汗——巴黎答客问 (0)

以下是刘苏里先生发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推介《重新发现社会》。苏里先生是北京万圣书园的总经理，著名书评人。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重新发现社会》是熊培云作品结集，但有内在逻辑，自序和梁文道序尤其值得一读。

 “70后”成人，时代走到它平铺直叙的状态，一切显得“本来如此”，往前看，似乎只有数字的累积，波澜不惊。跟河南的江华一样，熊培云因读书走出江西乡村，到巴黎留学，落脚大都市。可谁曾想，他们年轻的世界，装载着的却是“国家与社会”，思考着的却是“从自由到民主”。年轻一辈的表达方式，迥异于上辈。他们能找到更适合的词语，阐释更尖锐的问题，比如“权力，从来都是那些甘心放弃自己权力或者权利的人聚沙成塔授予的”。“‘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没收资本之后继续没收知识。”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承载更忧患的深思；熟读经典，善用经典，面对的却是每日发生的事情，不回避。其观察和洞见，实同辈人罕见。

私人·笔记栏目  刘苏里

分享本文

相关日志

• 《重新发现社会》荣获“新浪中国好书榜”总榜第二名 (0)
• 批评与回应：要市场经济，要市场政治，但不要市场社会 (0)
• 2月2日熊培云接受新浪网读书频道专访(视频) (3)
• 张天潘：热言时代，如何重新发现社会？ (1)
• 新京报专访：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社会”？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