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央视的朋友寄来内刊，要求评选个中好文章。不巧最近事多，直到今晚才认真看。王开岭兄的这篇文章《乡下人到哪里去了?》打动了我。乡土世界，“没有弯曲的逻辑，用最简单的约定，做最天真的生意。”个中思虑，算是与培云《熟悉的陌生人》一文遥相呼应了。浮躁的年代，更需要安静的心。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我以为，人间的味道有两种：一是草木味，一是荤腥味。

年代也分两款：乡村品格和城市品格。

乡村的年代，草木味浓郁；城市的年代，荤腥味呛鼻。

心灵也是一样，乡村是素馅儿的，城市是肉馅儿的。

沈从文叹息：乡下人太少了。

是啊，他们哪儿去了呢？

何谓乡下人？

显然非地理之意。说说我儿时的乡下。

20世纪70年代，随父母住在沂蒙山区一个公社。逢开春，山谷间就荡起“赊小鸡哎—赊小鸡”的吆喝声，悠荡，拖长，像歌。所谓赊小鸡，就是用先欠后还的方式买刚孵出的鸡崽。卖家是游贩，挑着担子翻山越岭，你赊多少鸡崽，他记在小本子上，来年开春他再来时，你用鸡蛋顶账。当时，我小脑瓜还琢磨，你说，要是赊难的人搬家了或死了，或那小本子丢了，咋办？那岂不是冤大头？

多年后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乡下人”。

来春见。来春见。

没有弯曲的逻辑，用最简单的约定，做最天真的生意。

他们把能省的心思全给省了。

原来只有乡下人。

城市人—这个新品种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们擅长算计、崇尚精明，每次和他们打交道，乡下人总吃亏。于是，羡慕和投奔城市的人越来越多。

山烧成了水泥、劈成了石材，树削成了木板、熬成了纸浆……田野的膘，源源往城里走。

城市一天天肥起来，乡村一天天瘪下去，瘦瘦的，像芝麻粒。

城门内的，未必是城市人。

城市人，即高度“市”化、以复杂和谋略为能、以博弈和争夺见长的人。

20世纪前，虽早早有了城墙，有了集市，但城里人瑶还是乡下人，骨子里仍保留着草木味。

古代商铺，大清早就挂出两面帽子，一书“童叟无欺”，一撰“言不二价”。

一热一冷。我尤喜第二幅的脾气，有点牛，但以货真价实自居。它严厉得让人信任，傲慢得给从以安全感。

如今，大街上到处是促销、跳楼甩卖，到处是喜笑颜开的优惠卡、打折券，反让人觉得笑里藏刀、不怀好意。

前者是草木味，后者是荤腥味。

老北京一酱肉铺子，名“月盛斋”，其“五香酱羊肉”火了近两百年。它有两个规矩：羊须是内蒙草原的上等羊：为保质量，每天仅炖两锅。

有一年，张中行去天津，路过场村，闻一家糕点有名，兴冲冲赶去，答无卖。为什么？没收上来好大米。张先生纳闷，普通米不也成吗，总比歇业强啊？伙计很干脆，不成，祖上有规矩。

我想，这祖上的规矩，这死心眼儿的犟，就是“乡下人”的涵义。

重温以上旧事，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草木味。

想想乡下人的绝迹，大概就这几十年间的事吧。

盛夏之夜，我再也没遇见过营火虫，也是近几十年的事。

它们都哪儿去了呢？露珠一样蒸发了？

北京国子监胡同，新开了一家怀旧物件店，叫“失物招领”，名字起得真好。

我们远去的草木味，失踪的夏夜的营火虫，又到哪儿去招领呢？

谁捡到了？

我也幻想开个铺子，叫“寻人启事”。

或许有一天，我正坐在铺子里昏昏欲睡，门帘一挑——  一位乡下人挑着担子走进来。

满筐的嘤嘤鸡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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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培云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专栏文章，发表时标题被改为了《看电影不如咽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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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我很少去电影院。想看好电影，只能淘国外的碟。从街道到网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拜其所赐，这些年来大凡数得上的好电影，我少有错过。

不过，人难免有时会发疯。就在前不久，与朋友相邀，我竟然去电影院了，而且看的还是据说“人见人哭”的《唐山大地震》。

随后，我在微博上写了几条观影随感，言明自己何以“没有一滴眼泪”：其一、看电影我能分得清戏里戏外，影片中的“人造地震”未能将我完全带入当年的苦难场景（实话实说，观影时我将最真切的同情给了无数躺在泥水里的群众演员）。其二、大牌演员太过眼熟，同样让我难以进入戏中的悲情。这也是我喜欢伊朗导演阿巴斯找当地人拍地震电影的原因。其三、过多的植入广告引起了我的严重反感。尤其剑南春的三次植入广告，从家里追到墓地，连上坟都不放过。其四、电影讲述的内容与我希望得到重新诠释的唐山大地震并无关系。

强调自己“没有一滴眼泪”，不是想说明我多么冷酷，而是回应一些观点。此前，有细心人称《唐》剧有28场哭戏，处处泪点。令人称奇的是，对于看了这部电影而不哭的观众，导演冯小刚竟然说出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除非他是混蛋”这样的话，甚至还拿这些人与提着刀去杀幼儿园小孩的混蛋相提并论。

这样庸俗的造势、霸道的措辞，让我反感，却也并不少见。2009年，就在《孔子》公映之前，主演周润发不也在上海表示“看《孔子》不流泪的不是人”。而在新浪随后的网络调查中，绝大多数观众发现自己享受“非人待遇”了，因为他们“想不通有什么好掉眼泪的”。其时，《孔子》的入座率也远不如刚刚上映的《阿凡达》。想来也是十分有趣，《阿凡达》是在屏幕里上演魔幻，《孔子》则是在屏幕外上演魔幻——进电影院的是一群人，出电影院的则是一群野兽，谁让他们没有按主演的要求哭泣？

需要申明的是，我心尖还算柔弱，本是一个泪点极低的人，也常常会为生活或者影视中的细节动情与动容。我曾因为看到农民买到假种子而哭到崩溃，因为偶尔听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想起当年的时代主人翁在九十年代纷纷下岗而泪流满面。然而，那些眼泪，都是真情流露，而非有人送你一包纸币，让你在付费的座位上“奉纸”哭成一个泪人儿。即使我没有哭泣，也不会有人指着我的鼻子，正气凛然地责备我“不是人”。

好电影不相信眼泪。记得若干年前，Pierre Jeunet曾这样谈到自己为何拍《天使爱美丽》：“有一天，我回忆起我以往的作品，感觉到它们不是过于黑暗，就是充斥过多的暴力，我今年已经46岁了，却没有拍过一部善良的电影，我对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能有一部真正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感动的电影，能令他们在电影院里为这部电影欢声大笑，能让他们感觉这个世界还有梦想和希望存在。”

这段话让我一直无法释怀。大凡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观众是否流泪并非电影好坏的关键。每年的电影课上，我都会给学生推荐很多好电影，从《肖申克的救赎》到《美丽人生》，从《樱桃的滋味》到《放牛班的春天》，从《第七封印》到《七宗罪》，这些电影之所以能够收获我的敬意，完全在于它们在理智与心灵方面有多少内涵，而非在电光火影中埋藏了多少催泪的伏兵。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写小说，如果导演、作家的目的只是让人流泪并在此基础上大赚票房与稿费，我觉得他们都自轻了，因为他们将自己或者自己的作品降到了芥末的水准，而事实上它们又不像芥末那般灵验。

可叹又可怜的是，在有些中国导演与演员那里，观众的眼睛不是用来看电影的，而只是用来哭电影的。同样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因为写在微博上的几句话竟然受到了若干网民的围攻。“听说全场属于人类的都掉了眼泪，有的甚至泪过好几次。请问你没掉泪，那你归到哪个另类？”“哥们还真是超理智的思考者，无情感得很，你活得有劲吗？你如此强悍地武装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更有文化名流暗讽我这样的“评论家”，既然不懂人类的最基本情感，你最好选择闭嘴。

真是大开眼界！不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么，我现在也相信“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导演”了。看了一场事先张扬看了不哭不是人的电影，写了几条我之所以没有哭泣的理由，竟然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看来这个社会在宽容的路上，真的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在这段时间最深的体会。

此后，我花了两天时间在微博上讨论“是看电影还是哭电影”这个问题。我有足够耐心解释这一切，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原来，在这样一个国家，不仅拍电影的要政治正确，连看电影的也要表情正确。从权力到社会，从文化精英到普罗大众，至今仍有许多人或明或暗不愿意承认他人的审美自治与审美自由。

记得小时候，本村的农民大人夸哪部地方戏演得好，就看台上演员是否真的流眼泪，那才叫专业。现在世界倒过来了，一部电影好不好，看的竟然是观众流不流泪。你是消费者，你有消费者主权，谁知你花钱消费竟是给自己买个主权沦陷，买个人财两空，世间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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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培云日前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乡村纪事专栏文章，谈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有相关观察与感悟的读友请留言讨论。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尽管几个儿女都在城里成家立业，但是和许多来自乡间的老人一样，我的父母并不喜欢城里的生活。通常，住不了一年半载，二老便会为村里几麻将桌的熟人寝食难安，想尽早回到没有红绿灯、没有斑马线的乡村。城市里的灯红酒绿、满地繁华，对其而言，不过是摆在玻璃橱窗里的异国景物，终究敌不过故乡熟络的人与事。而我，能持之以恒地观察本乡本土的生活，多少得益于父母至今大多数时间仍然在乡下居住。

2010年的这个热天，我回乡省亲，有机会和父亲一起去镇上买空调，其间也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观感与体会：

一是刚到镇上时，父亲二话不说，就像系一匹马一样，把他骑的摩托停在了镇口的一家摩托车行便开始徒步逛街了，且没有给车上锁。理由是，车是在那家车行买的，老板会帮着看车，既省事，又能保证车子不会丢。

二是在电器商店我了解到当地农民大多喜欢到镇上赊购电器，即使他们手里并不真正缺钱，而卖方也愿意以此为促销手段。通常的约定是余款年底付清，不像按揭一样要利息，而且连欠条都不用打，店主会派皮卡车将电器直接送到农民家里。透过这个细节，你会明白当农民初次进城找工作时，为什么会以近乎赤诚的心态信赖与雇主达成的口头承诺，却很少想到要签什么合同来保护自己，全然忽略了那里是陌生人居住的城市，而非他们熟悉的可以通过个人信用实现自治的乡村。

当然，在不影响全局的情况下，也有人不能如期偿付余款。邻村便有这样一位农民，曾经在镇上赊购一辆摩托车，直到几年后车子都被骑散了架，还欠卖主五百元未还。当然，事出有因。一则这位农民的确有些好吃懒做，所谓“赊购资质”有问题。二则他有个儿子因为打工时抢劫杀人被判了刑。据说，为此这家人每年要花几千元疏通关系给孩子买平安，免得他在监狱里挨牢头狱霸的打。

当天的一场阵雨留我们在镇上吃了午饭，其时见闻颇令人诧异。谁能相信，一家号称有“高级厨师”的餐馆，菜谱上竟然没有价格。老板娘没忘让我们宽心，“放心吧，不会宰你的。”这可真是件有趣的事情！其后服务员送上来的“相用”餐巾纸也让我大跌眼镜，显然是仿冒了“相印”。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此前不久在乡下看到的“大子奶”。若要打击假冒伪劣，你无需说它仿制了“太子奶”，只需将“大子奶”从右念到左，反它个“三俗”就好了。就是这样一家餐馆，能在当地得以维持，可见乡下人活得何等随意，何等漫不经心。在城里，如果服务员给你一份没有价钱的菜单，恐怕你立即会觉得自己的脖子上有点凉飕飕。

将几件事放在一起想，你会发现它们都与“信任”或者“信用”有关。小镇虽然有过副地级的排场，但是规模并不大，在镇上做生意的人对方圆十几公里内的农民，因为地缘与人缘的关系，即使不完全认识，但对他们基本也都信得过。又毕竟，他们的屋舍田园和邻居都在那里。这一切，恰好印证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通过种种“知根知底”，直接或间接把各种关系像蜘蛛网一样联接起来。你可以批评他们的相关交易有许多法律漏洞，然而事实上，能诉诸法律的纠纷却并不多见。作为道德共同体中的一员，绝大多数人都能较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使当地社会能在道德伦理的约束下保持相对良好的运行，而少有欺骗行为发生。

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构筑的具有封闭特征的熟人社会，一方面培养了农民日常的漫不经心，以及逃逸于国家宏大叙事之外的自由品格；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重道德伦理而非法律来调整彼此的交易与关系。一个国家不讲信用，尚能通过暴力机器勉强维持，而一位农民如果长期失信于人，就意味着其在人格上破产，继而将自己推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要是赖账，谁就会成为人人责备与防范的对象。

而历史一次次证明，对于农民而言，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农民之间的失信，而是国家的失信，乃至国家信用的破产。农民可以对来自邻居与社会的失信进行或明或暗的抵制，但是对于国家的“说话不算数”，却只有无能为力。否则，今时代能向国家要求得而复失的土地者，怎会寥若晨星？农民很少去想，中国自古有“口袋罪”，如今更有“口袋利益”，即当局者的什么一己之私都可以往“国家利益”的大口袋里装。

在任何一个传统的、主张“父债子还”的熟人社会都难以想象的是，尽管有法律文本的支持，来自陌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之间的失信危机如此触目惊心。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每年订立合同40亿份，履约率只有一半；由于企业之间不讲信用，三角债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此后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外贸企业信用体系白皮书》也表明，中国因为社会失信而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降了两个百分点。

随着社会的开放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无论是熟人社会的乡村中国，还是半熟人社会的单位中国，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陌生化”，开始进入陌生人社会。

如果说齐美尔从社会层面定义了什么是“陌生人”（注：在齐美尔看来，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而言并非真正陌生，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为地球人而存在的，其存在与否，和地球人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无所谓亲疏远近和相互影响），那么劳伦斯·弗里德曼则为我们详细展示了什么是陌生人社会以及它如何可能。作为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弗里德曼曾这样描述人们如何被迫卷入这种陌生化浪潮，“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者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

比较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的区别，城市与农村的安全感，看看幼儿园、小学外面有多少家长在接送学生就立见分晓。农村的孩子无需父母接送，因为那是一个近乎透明的熟人社会。当然，农民并不拒绝接受陌生人对自己生活的闯入，比如，许多农民不再种菜，而是像城里人一样守在村口买菜，有的甚至购买远道而来的纯净水。

严格说，首先将陌生人带进了农民世界的是电视。新闻联播播音员十年如一日的面孔，是最当之无愧的“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完成了对平民日常生活的侵入。当然，通过控制电视机的电源，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这种侵入。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走出家门，每个人都要面对商品社会，面对一个被陌生人统治的世界。不是么？我们虽然可以自由抉择，却近乎宿命地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品质拱手交给了从未谋生的陌生人。我们不知道罐头和火腿有没有毒，不知道粮食和蔬菜是否被污染，不知道动车和飞机是否正常检修，不知道司机和飞行员是否饮酒，不知道传说中口若悬河的布道者是否同时是个强奸犯……多么令人担心啊!过去“特务投毒”，总像武侠小说里的坏蛋一样，跑到水井边、食堂里，锁定目标，务求投毒效果立等可取，而今坏蛋们用的都是三聚氰胺投毒法，像是天女散花，无远弗届，让每个人都活在侥幸之中。

当然，事情并不至于让人绝望。如读者所知，人类早被上苍赋予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本性。它不仅创造了国家，而且发明了法律，确立了契约背后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而陌生人社会得以维持的根本，就在于全社会尊重契约，愿意通过法律来调节各自的行为。如亨利·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遗憾的是，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道德在不该退场时已经退场，法律在应该担当时未能担当。

安分守己的农民如何面对陌生人社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们的最大苦恼恰恰是，一方面，进城后他们丢掉了熟人社会中温馨的身份；另一方面，新社会又没有提供足够值得信赖的契约以保障他们的安全。而这一切，也是许多农民告别曾经苦苦谋生的城市，愿意重返乡镇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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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云在乡下，久未查看邮箱，晨起收到天涯社区何小手先生来信一则，谈《重新发现社会》一书。非常感谢，特收藏于此。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熊大哥好：
　　　　
我是你《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读者，今天花了一下午看完这本书的下半部分，看完后颇有感慨，忍不住想写封信给你。我一直想润色部分字句，以表示我对《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认同，以及对你本人的敬仰，但是当要付诸笔端时才发现，类似的词汇需要从年少理想主义膨胀时（诸如要成为科学家、文学家，以及为人民服务一类的理想）寻求灵感，而如今，不耻下问的品质与表达敬仰词汇的钥匙已经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后天茁壮发育的浮躁与犬儒心态。不过也好，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晚辈对长辈、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一次交流，而不必要在此期间故作正经，视其为草根对精英杰出贡献的顶礼膜拜。从你对社会与人价值的判断来看，我相信你更倾向于接受我选择的这种交流方式，但愿我的判断没错。
　　　　
《重新发现社会》一书正摆放在我眼前的桌子上，我每写上一句话就要看它一眼，希望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能传承这本书的精神品质，这样才不枉费过去几天的阅读经历。当然，我之所以愿意传承这样的精神品质，并非出于不自觉的附庸风雅心态，而是，一来，《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已经带给我以强烈的共鸣，二来，它让我重拾过去自己一度追随的思考与写作心态。如果说，一本好书注定不只是作者本人在阐述，而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一段时空之旅，那么我期望，这样的时空之旅会因为作者的指引而让读者单独前行，而不会因为作者的无奈退出，或者，当《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字迹模糊，成为读者零碎的阅读记忆时，让一个人的时空之旅变得孤独，甚至迷失方向。
　　　　
这是我作为《重新发现社会》一书读者的珍贵阅读感受，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想我会出于自我保护或者自我鞭策的需要，而经常翻读其中的章节，以提醒维护自己好不容易重拾的阅读与写作心态。当然我更期望，这样的心态会成为“后天的本能”，以慰藉剩余有限的人生。
　　　　
这样的阅读感受曾在阅读梁文道先生《常识》一书时隐隐若现，也正是这样的经历，在闲暇上网时，我也会经常阅读你们即时的作品，于网络大杂烩中寻找到片刻温暖。闲时与朋友聊天，说到梁文道先生的作品，常感叹且羡慕先生作文隐现的民主、理性心态，过去我常常将其归因于梁先生特殊的生活环境，比如香港民主开放的社会氛围，于这样的氛围下作文，往往能使得“文以载理”、“文以载情”。《重新发现社会》改变了我的判断，优越的社会环境或许能培育一个人优良的生活态度，即便是面对突现的恶，也能保持理性、诚实的批评态度，但是相对优越的社会环境，《重新发现社会》作者的叙述，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作者内心的温暖、自信与平和，我想这样的心态于社会于个人都极其重要，于社会而言，它使“政治沟通有效”成为可能；于个人而言，不仅有利身心，事实上，也是民主社会的前提与福祉。想必上个世纪甘地推行“非暴力不抵抗”，与其对禁欲的修炼有一定关系，当然，我不期待每一个人都禁欲，但是，个人与他人、与政府的对话多少得有点禁欲的心态，否则就要反文明了。
　　　　
批评也可以很温暖，批评也可以不暴力，在如今这个看似和平，但情绪成为普遍暴力的时代，这样的风度显得弥足珍贵。两年前，我开始关注网络舆论，两年过去了，网络收获了无数赞扬与指责，赞扬的不论，在中国舆论半开放的状况下，对指责的审视倒显得重要，因为一旦指责成为常态与共识，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对阵地流失的恐惧。长期混迹网络的经历日渐给我以这样的启示：网络天生民主，但也经常被迫为虎作伥，成为部分人施展拳脚的工具，假如没有网络的隔阂，将网络的暴力过渡到现实生活，我想其后果也是相当恐怖的。温暖、理性的批评态度能否获得更多草根的认同，或许将决定网络今后的命运，过去我曾一度鞭策自己理性写作，也以这样的心态跟无数网友交流，只是，如今现实主义代替了一切主义，一次次的传奇难免洗刷内心的信仰，文字的无力感逐渐加强。但愿对未来的自信只是暂时潜伏，正如你所说到的，之所以对中国未来表示乐观，源自人天生对幸福的渴望（貌似是这么一句话，呵呵！）。这正是我看《重新发现社会》产生共鸣的原因，在书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自信，一种乐观——一种美好的人性。
　　　　
关于书的内容，我想不再赘言。在我看来，当下的时代，新鲜的创造已经显得廉价，甚至没有哗众取宠的能力，有能力者需要做的是对常识的强调与重申，这样的强调与重申，如果不能提醒左右社会前进的那些人，就只能促使我们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以提醒后人，历史曾经存在这样的暧昧与无奈。

好了，熊大哥，我就说到这，感觉自己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今后若有机缘，期待更深入的交流学习。我叫何起良，网名（笔名）何小手，现就职于天涯社区，也是江西人。

 期待你的新作。祝好！

 
　　　　　　　　　　　　　　　　　　　　　　　　　　　　　　　　　　　　　何小手
 
　　　　　　　　　　　　　　　　　　　　　　　　　　　　　　　　　　   8月21日晚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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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一段视频。有关群体行为与个人心理的街头试验。假如被一百人追杀，你是什么反应？被追杀，被追捧或者近乎应激反应中的盲从。人海茫茫，由于没有足够的脚力或者眼力，或许，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一片幻像之中。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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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培云在新浪开了微博（http://t.sina.com.cn/xiongpeiyun），偶尔会在上面发帖与辩论。为不影响本站更新，培云决定将相关微博内容及时转帖到思想国网站，既是作一个备份，同时也可以让感兴趣的朋友在本帖后留言，继续相关讨论。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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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朋友们的厚爱，《重新发现社会》入选新浪中国好书榜上半年总榜四强，前三名分别为《1Q84》《治理中国》和《北洋裂变》。详见http://book.sina.com.cn/top201006/index.shtml，以下是潘采夫先生写的总榜榜评。感兴趣的朋友不妨顺藤摸瓜，看是不是有自己喜爱的图书。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7月21日在新浪网发言)

潘采夫：2010上半年好书榜总榜榜评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7月20日 19:20  新浪读书
新浪中国好书榜创立一年了，这一年最大的的收获，是“好书”这个价值标准得到了公认，有不少多读者按图索骥，按照好书榜的月度榜去挑书买书，出版界对这个榜也颇为认可，在他们再版的图书上，会将“此书获得新浪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印在醒目的位置，这就是一个图书榜的公信力的体现。

通过参与2009新浪中国年度好书和正在进行的2010年半年总榜的评选，我发现一个现象，评委们投票选书，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如去年的《常识》，由于水准上乘，加之作者为媒体明星，评委们都会将其列入，最后投票结果出来，《常识》就位居了很高的位置。如这次的《1Q84》，由于《1984》，由于村上春树，甚至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当然还有书的品质，成为评委们无法遗漏的名字，最后高居半年榜的榜首。这个结果颇出我意料之外，但想想又在情理之中。类似的还有《北洋裂变》等。

而一些小众的或个性十足的好书，会在个别评委那里得到很高的位次，但在总榜落选的可能性比较大，从这一点来讲，这是一个貌似中庸的榜单，评委们的交集，评委们的最大公约数，必然会磨去一些棱角，必然会错过一些独特的好书。好在新浪好书榜的价值，并不在于一两本书的光芒闪耀，它的贡献，主要不在于把失踪的好书打捞出来，而在于整个榜单体现出的价值取向。它可能缺少一些锋利的刀刃，但整个书单，会显示出对崇高、有趣、民主、真实、人文等美好品质的追求。一本书的力量是微弱的，而整个榜单作为一个队列的出场，就会有一种沉甸甸的力量感，像武侠小说里讲的天罡北斗阵，能够使内力倍增，又如杨过断臂后练剑，达到了“重剑无锋”的境界。

《1Q84》与去年的《小团圆》有些类似，书本身很有品质，书之外颇多故事，在读者中影响力很大，也为媒体所津津乐道。但更重要的，是《1Q84》投射出的社会关怀，它反邪教的精神内核，邪教与极权是最极端的专制，正是在这一点上，村上春树实现了向奥威尔和不朽的《1984》的致敬。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是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界应用广泛。李侃如教授对当代中国的洞察力惊人，他令人信服解释了当代中国的转型过程，分析了从革命到改革这一深刻而艰难的转变。作者对当代中国的不少看法，比我对中国的看法要更为乐观。

《北洋裂变》排至第三让我有些吃惊。它提出了不少好观点，如五四和传统知识分子的关系、五四成功的原因、学生和军警的关系、为军阀政府翻案等，这对还原五四的本来面目以及公正评价北洋政府都有价值，注定是一本受到大众欢迎的书，但它的观点和写法，还是以讲述历史常识多一些，为了通俗性牺牲了一些历史学术著作的严谨。

在我的心目中，《重新发现社会》应该排在榜首。在戾气遍布的当下，熊培云和他的《重新发现社会》代表着一种稀缺的品质，自由而温和，理性而有情怀，明辨是非而宽容异见。在我们日渐狰狞的心灵里，如果被这样的思想滴灌和滋润，是一件幸事：“以己任为天下、重兴趣与适合而轻毅力、保有底线和抵抗、保有独立和怀疑、以独立精神做合群之事、相信时间、悲观是对自己的二次加害、温和坚定理性向上的力量的复活……”

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是一本优秀的小说，《鲁迅的胡子》这样克制、朴素但又结构精巧的小说很反潮流，《大地雅歌》是范稳藏地三部曲的终结版，小说在半年榜里占了不小的比例，它和人文社科书一起几乎垄断了图书榜单，显示了小说仍然是读者最喜爱的图书类型之一，读者需要它来与自己的灵魂作伴。

写出《民主的细节》的刘瑜，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启蒙者之一，写出《送你一颗子弹》的刘瑜，是这个时代最有趣好玩的女博士。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2》一如既往地好，跟着杨天石读蒋介石日记有些年头了，把自己有些糊涂脑筋重新清洗一遍，得感谢杨先生。杨天石先生着手的，多为查证难度系数并不算高，却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往往以讹传讹，长期得不到纠正的事件。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纠正历史谬误，普及历史常识，杨天石更像是一位历史的科普工作者，是值得我们致敬一下的。

《也同欢乐也同愁》是一个多么好的书名，三个七八十高龄的孩子，回忆自己的父亲母亲，讲述父亲与一代学人的交往，讲述一家人在乱世中欢乐与哀愁，折射的是这个国家百年的悲欢命运。

这个好书榜有两个明显的遗憾：社科好书实在太多了，以致遗漏了我很喜欢的《革命年代》和《中间地带的革命》，他们甚至更有资格进入半年榜，但这可能就是我开头所说的，被“最大公约数”错过的；另一个遗憾是，上榜的社科书和文学书又太多了，其他门类的书没有一本入选，如财经类、生活类、童书类，这让半年榜看上去有些沉重，也有些单调，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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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培云写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专栏文章，发表时题为《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前不久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雷州市近万名小学六年级学生参加完统考后，有家长曝料试卷和答案考前就已经随处可买了。雷州市教育局随后证实，试卷答案考前已经外泄，此次考试成绩取消，而当地检察机关已介入调查。至于父母为什么要买答案，自然是为了孩子考高分进当地的优质中学。

说标准答案完全摧毁了中国教育，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在很多时候你又不得不承认，标准答案是个不折不扣的祸患。在那里，不仅有对知识的乔装改扮、故作威严，更有对人性的无穷摧折，对光阴的无情浪费。死记硬背的学问，本来就是记忆之学对思维之学的侵袭，更别说那些要求别人写读后感的主观题，竟然也有标准答案。就在几年前，甚至还有好事者琢磨出一个孔子标准像。可叹决定孔子长像的不是父母遗传的基因，而是两千多年后的“标准化”运动。

可怕的是，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一旦被确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机制立即被激活。所以，当被问及“雪融化了成什么？”时，一个孩子答“春天”，结果被老师判定错，因为标准答案是“水”。这样的标准答案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另一些标准答案注定只能当笑话听。比如：“一个春天的夜晚，一个久别家乡的人，望着皎洁的月光不禁思念起了故乡，于是吟起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什么？”一个学生答：“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结果同样被判卷老师打了个X，标准答案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仔细想来，中国的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大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概括，即“1+1=2”。演算由左而右，等号左边是权威，是宿命，是既定的一切；等号右边是惟一的僵死的答案，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面对如此情景，你难免悲从中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道开放的考题，即“2=?”。同样是运算，两者的开放性显然完全不同。前者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你答的不是2，而是3，就格杀勿论。至于后者，答案自是千变万化。你可以说“2=1+1”，也可以说“2=2×1”，甚至，你还可以别出心裁，说“2=20000/10000+(250-250)”，只要你乐意，根据既有的常识，你可以DIY出你最愿意看到的答案。当然，你也可以说与后一种相仿的情形并非从未出现，然而荒诞乃至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当出题者问你2等于多少时，你只能说2等于“1+1”，而不能说等于“0+2”。这样的标准答案，如上文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所能制造的恐怕也都是些“标准血案”或“标准冤案”了。

好了，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讨论数学，不是要讨论哥德巴赫猜想。读者不妨用其他词语代替这里的2。比如“正义”“理想”“幸福”等等。我想说的是，在一个标准化的社会，它会抹去差异，填平沟壑，告诉你如何去做是符合正义，合乎理想。如果把运算的过程比作生活的过程，那么生活就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按说，幸福与否是个很私人的问题，但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告诉你的却只有一个答案。在过去，比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变来变去其实答案都是一个，即政治正确。而不是自己结合自己的人性与经验去体悟“什么是幸福”。简单说，“1+1=2”式的教育，没有过程，其迷信的只是一个结果；而探寻“2=？”式的教育，却是焕发人的创造力的教育，是可以激发人们回归自身与探寻真理热忱的教育。

数日前，我与陈志武先生同做一期电视节目，谈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着急买房的问题。刚工作就忙着买房，在许多人看来算是标准答案了。为什么年纪轻轻就一定要买房？事实上，就个人而言，我最幸福的体验也不是三十岁以后在中国买了房，而是我当年把准备在北京买房的钱花在了在巴黎租房读书上。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回首前尘往事，你走你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算法则。一起长大的人，未必能一起上学；一起上学的人，未必都能考上大学；都读了大学的人，未必都能立即找到工作；没有立即找到工作的人，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未必一生不幸福……同样是念了哈佛，梭罗毕业不找工作，借把斧头跑到瓦尔登湖畔搭了个木屋，过一种可以试验的生活，而盖茨索性中途辍学，不久就创办了微软公司。

我们的教育不能穷得只剩下标准答案了。一个社会要有共同的底线，所以有了法律和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与思考应当唯标准答案马首是瞻。标准答案的背后，是考生的命运，是命题者的权威。当人人不得不向所有貌似客观公允的标准答案低头时，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却是一盘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棋局。而这个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一个连过程都被标准化的世界，是一个已知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也是死去的世界，一个远离了创造和创造精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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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个人如何改造社会

嘉宾：熊培云 加藤嘉一

时间：2010年7月11日（周日）15：00-17：00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6号院蓝色港湾11号楼rs-16号
电话：010-59056973
主办：新星出版社 单向街书店
注：单向街沙龙均为免费活动，请大家提前入场，消费自理

嘉宾: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农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思想国网站创始人。
过去或现在与熊培云写作相关的职业主要有：《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凤凰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其文字构通理性与心灵，自由、明辨、宽容、温暖。近年来在海内外华文媒体发表评论、随笔千余篇，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国与世界。
代表作有《思想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译著有《中国之觉醒》（法文，香港田园书屋）。

加藤嘉一，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前长跑运动员；2003年起公派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留学，现正就读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会会长；6年来热衷于中日交流，多次为国际会议担任同声传译、谈判助理，创立北大一东大学生互访交流机制“京论坛”；曾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新京报》、《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法制晚报》、《中国新闻周刊》、《环球》、人民网、NHK电视台、《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东洋经济周刊》、共同社等媒体发表文章或接受访谈；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嘹望东方周刊》、《看天下》、《人民中国》、凤凰网等担任专栏作家；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日本走向何方》（译著）等。现任中日合作电视剧“滴泪痣》副导演，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大型教育政策谈论节目《问教》特约评论员。

最新作品：

《重新发现社会》

又名: China’s New Revolution
作者: 熊培云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 20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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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了这个女人的故事，你还有什么可以绝望的。2.中国应该立即废除经济犯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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