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入选理由是延续一贯的明辨、理性、悲悯之心，作者以独特的个人视角、行文结构、详实的论据、细腻的文笔，考察了百年中国乡村沉浮和家国命运。

此前，在国家历史2011颁奖典礼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获评“年度历史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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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培云写在凤凰网专栏上的文章。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人民日报》最近接连发文，希望当权者能够倾听“沉没的声音”。文章称这个表达的“黄金时代”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并且站在权利的高度特别强调，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尽管我对“黄金时代“的说法有些存疑，但从媒介史的角度来说，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我们这个时代所获得的进步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当社会为此呼吁欢呼雀跃的时候，我也毫不怀疑，作为中国最高一级党报的《人民日报》，其所释放的信息具有进步意义。

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实在没什么好激动的。因为这些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在重申这个简单的道理，每个人的声音都十分重要，都应该被倾听，因为这些声音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社会理性，也是权利诉求，是我们所有幸福的源泉。而当我们回望历史，辛亥革命忽忽百年，至今我们仍然在努力说服某些当权者需要倾听“沉没的声音”，仍在努力争取“舆论权”，这样的进步，又实在难以让人恭维。

对于什么是需要被打捞起来的无效表达、“沉没的声音”，《人民日报》作了简单概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是“说也白说”。

前者是现代传播意义上的困境，伴随着媒介的日益发达，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什么也听不见，尤其在自媒体之后，人人都急于表达，而不是倾听。当然，这一点本也无可厚非，在平等主体之间，在一个倡导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不仅有说与不说的自由，而且也有听与不听的自由。至于后者，“说了白说”则有另一层追问，言下之意，有些意见表达，绝不能“说了白说”。

而且历史与现实也无数次证明，当一个社会的理性声音、权利表达被隔离，被贬斥，这个社会将会因此走许多弯路，甚至造成大量无谓的牺牲，而这一切，都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

举例说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高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著名农学家董时进曾经提出激烈的批评，此声音世所罕见。他说，“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以国家为唯一雇主的人民公社制度，从本质上说也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董时进从而预言，这种集体制度一旦实施，将来一定会惹出许多乱子，并在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

我是多么希望董时进是错的，然而历史无情的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如你所知，其后中国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而且在其后的八十年代中期彻底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而董时进的声音，在当年无疑是一种“沉没的声音”，因为在那个时代，革命的激情压倒一切，客观上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在只有一种权力、一个目的的条件下，任何其他任声音都有可能成为“沉没的声音”，准确说，更多是“被沉没的声音”。

任何崇尚理性与文明的社会同样都会坚持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民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而当权者有义务倾听民众的声音。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仅仅是有义务倾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在人们争论或者倡言当权者需要倾听“沉没的声音”的时候，我更想强调的是，作为民意执行机关的政府，不仅要倾听反映民意的声音，在关键时候更需要服从。

为什么有此感慨？想想你已体会了多少次“说了白说”就心知肚明了。

从物理上说，任何声音都是有可能沉没的。但就那些体现了民生、民权等诉求的声音，真的沉没了么？没有。那些直指今日中国种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声音，真的沉没了的呢？没有。是的，我敢说今日中国任何关键的声音都没有沉没。

当房价一年年高涨政府却在每一次调控中白得好处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推土机肆无忌惮推倒民宅逼人自焚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城管残暴地驱赶自雇谋生的小摊小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网管一次次删除你辛辛苦苦写好的帖子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有毒食品一次次考验我们对卫生监管部门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冷血的人举着屠刀冲进幼儿园屠戮小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失去底线的警察跨省追捕一位无罪公民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我爸是李刚”里的李刚涉嫌刑讯逼供致王朝蹲冤狱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钱明奇终于失去维权信心而点燃炸药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有青年才俊、社会栋梁愿意挺身而出，“让选票与炸弹赛跑”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社会每天都在预警，都在说话，都在言明自己应得的权利，都在助推进步的方向。东南西北，从早到晚，相同的牵肠挂肚，相同的主张坚持，潮落潮涨，此伏彼起。

我敢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关键的声音是真正沉没的。

几年前，我便一直反复强调，今日中国缺的不是民意，即这里的声音，而是缺民意的执行力；中国少的不是民声不被倾听，而是民声不被服从。有人说，当国民的声音被沉没，我们将会面临灾祸，而我要说的，国民的声音被沉没，本身就是灾祸。而我对这个国家之所以抱有热忱的希望，就在于即使民声不被倾听，不被服从，民声也没有沉没。我们的声音从来没有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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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上的一篇评论，转来与朋友们一起分享。http://book.douban.com/review/496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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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读到余华在关键词“差距”里的一段，他回忆自己在2009年2月在温哥华UBC的演讲。他”说到中国在二〇〇六年的时候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币的贫穷人口高达一个亿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站起来说：‘金钱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
 
接着。“这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今日中国一群人的声音。他们沉浸在中国日益繁华的景象里，却不去关心还有超过一亿的人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我想，我们真正的悲剧也许就在这里：无视贫穷饥饿的存在，比贫穷饥饿还要可怕。”
 
然后。“我告诉这位中国留学生：‘我们讨论的不是幸福的标准，而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币的人，你说这样的话会令人尊敬。可是，你不是这个人。’”
 
在好长时间以前就读了这本《自由在高处》，就想写几句感想，可是总不知从何说起。这次，余华的“差距”提供了一个好起点。以他自己的经历，熊老师有今天的见识，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他深切体会到“贫穷妨碍成长”，同时还要忍受故乡的“沦陷”，这些挫折没有成为甘于平庸和愤世嫉俗的源起，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当他念书念出成绩，成了有名的撰稿人，圆了留学梦，生活好起来时，他又能保持一份清醒，没有汲汲于跟自己的出身划清界限，把自己粉饰成一个既得利益者。
 
这些坚持和清醒是从哪里来的呢？从这本书大概能找出些蛛丝马迹。把零散见于媒体的文章拼起来，不免从中发现作者的自我重复，不过是程度多少罢了。从熊培云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对《小王子》和启迪心智的电影的喜爱，还有他从胡适、易卜生们那里获得的营养。
 
学院中成建制成体系的知识，很容易磨掉求知者对周遭事物的痛感，所以才出现了很多“砖家”“叫兽”，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并非不热心于专业知识，只不过是丢掉了那份痛感。那位无名无姓的“中国留学生”可能就是下一位“砖家”。他们根本不知道何为美好。
 
这位四月青年式的留学生，可能是个从小就是个好学生，不论家境和地位，一路学上来才拿到这个留学机会。要么他就是个富家子弟，靠家里的资助（也许有自己的努力）才能在这里跟来自祖国的作家交锋。从这两个路径来看，他都没什么理由赞同余华向外国人宣扬自家的家丑，这跟他的资质和智商都没关系。认识自己，反思爱国主义，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
 
所以，现今那些敢于还乐于针砭时弊，乐于承接启蒙任务的学者，即使他说话不中听、外行、老土，还是应该欣喜的。因为他们面对着那么多的既得利益者，还有那么多天真的孩子，还坚持着百折不回。
 
回到熊培云，他对废除死刑的坚持，对传播启蒙思想的坚持，面对许多的挫折还愿意说“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都让他像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具体观点可以商榷，但是从文字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真诚。这份真诚来自于艺术和知识，来自于痛感和道德勇气，来自于对自己内心的忠诚。
 
列侬唱过那么一句”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很难说清楚是什么力量让孩子们、好学生们早早就把做梦当成了笑话。稍早去万圣，看到这本书在月排行榜上排名第一，这是个小小的惊喜，因为原来在读书人中间还有许多dreamer。虽然彼此并不相识，但他们还留着属于自己的那株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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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培云在西安出差，刚睡着，接到《南方周末》郭光东兄的电话，说“凤凰卫视刚做了一期有关你的节目”。听得一头雾水。随后在网上找到以下相关视频。“与梦想同行”，没错。其它评价，实在受之有愧。不以此为对过去的总结，只当它是对未来的鞭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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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过，这俗话过时了。2011年3月26日下午，北京的单向街图书馆，熊培云做《这个社会会好吗？》系列演讲之“你即你自由”，并邀请刘瑜(《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做嘉宾，两位作者与读者度过了愉快的一下午。希望有机会再举办类似的“熊瑜会”，与诸位分享快乐与思考。——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以上图片均为参加沙龙的读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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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培云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专栏文章，原题为《权利的逻辑》。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闲来无事，重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有一段话迅即跃入眼帘，早些年初读它时我还在上面重重地画了几道横线:“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如今很多中国人都在讨论民主，认同“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是托克维尔却说“我并不热爱民主”，岂非咄咄怪事？是的，如果只是突兀地看到这样一句话，读者一定会误以为托克维尔何等轻视民主了。事实并非如此，在《论美国的民主》里，托克维尔充分肯定了民主的价值。而透过这段话，准确说，托克维尔不仅看到了民主的价值，更看到了民主与自由可能产生的冲突，看到了自由的价值当优先于民主。

近年来，有个典故已经尽人皆知了。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这样说过：“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问题是，当民主取代了君主，君主不能跨进的这个门槛，民主是不是就可以破门而入呢？对此一问，法国大革命提供了自己的答案（随后发生于世界其它地方的诸多革命如出一辙），君主做不到或被激烈抵制的，民主以“公意”之名堂而皇之地做到了。正是基于这种忧虑，托克维尔提出了“多数人的暴政”，希望借着不可剥夺的个体自由给民主圈出一个边界。

遵循多数原则，如果不刻板地纠缠于已有的有关民主的种种定义，通常我们谈论的革命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民主运动。和选票所倚赖的“和平民主”不同的是，革命多诉诸“枪在手，跟我走”的“暴力民主”。这场由“暴力投票”主导的“民主角逐”通常由三部人组成：革命者、反革命和中立者（相当于弃权者）。当革命者超过了反革命，历史便有可能翻开新的一页。

近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多以追求自由、民主为价值指引，不幸的是，为什么“多数人”满心欢喜、费心劳力参加的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最后却不得不面对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孩子”的悲剧。究其原因，革命的一代在争自由、争民主的时候，却忘了另一个重要的价值——权利，准确说是个体的权利。当作为一种手段的革命变成了终极目的，上升为至高无上的道德，甚至成为一切意义的终结者，革命便结下了意想不到的恶果。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我们已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了为什么而出发。”不唯法国大革命，如果我们愿意正视本国历史，这句话似乎同样可用来解释二十世纪的“中国迷局”。百余年来，“争民主、争自由”的革命、革革命风起云涌，无论革命还是反革命，从整体上说这个民族都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而且很多在今天看来都是无谓的挫折与残酷。而这些挫折与残酷的发生，无一不与权利被轻视甚至被抛弃有关。

为更好说明权利观念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不妨从近百年中国历史中截取三个片断：

其一是1928年，为了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参加革命，中共中央指示湖南、湖北省委实行“烧杀政策”，“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湖南特委执行这一政策后，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400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5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到边远乡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此暴行引发大批农民反水、以暴易暴，导致一千多名干部被杀。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里，曾志特别收录了这段回忆，说明革命一旦违背民众利益将自食苦果，故引以为训。上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暴力盛行，在观念上许多农民并未接受自己是革命的一部分，或至少不认为自己应该不计代价参与这场革命。此时私权观念仍根深蒂固，当私权遇到暴力，抵抗甚至报复随即萌发。

其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革命已经完全压倒生活，革命暴力与“建设暴力”并存，后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民“被集体化”。一部分人选择了抵制，但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将自己奉献出去，包括上交刚刚得到的土地，砸锅卖铁去炼钢，甚至献身。随着革命形势的展开，许多革命者及革命群众的确认为既然自己已是国家的主人，私权便不再重要。内在观念与外在压力合流，方有公有化运动之势如破竹。

其三是本世纪初，革命暴力已经消褪，“建设暴力”犹存，后者以暴力拆迁为代表。此时的民情与五十年代整体上的默默无闻大相径庭。个体的权利尤其是物权等观念深入人心，“钉子户”甚至成了时代精神的引领者。围观者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实际上暗含了“观念上的冲突”，他们不再认同强拆者侵害民权的行为。

许多人冀望于“围观改变中国”，但围观只是表象，关键仍在民情的转变。从革命到建设，从群体理想回归个人权利，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东部城市群落崛起，不是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不是私家车开始填满各式小区，不是高速公路穿过越来越多的穷乡僻壤，也不是互联网联接了千家万户，而是观念的变化，是私权观念的崛起。正是这些观念使中国获得持久的活力，左右未来中国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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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吴丙年先生的一篇书评，关于《自由在高处》。本文刊于2011年3月7日出版的《深圳商报》。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有生活在域外的朋友在我博客留言，将“淡定”一词翻译为英文“Ｌｅｔ ｉｔ ｂｅ”。初一读，觉得新奇；再一读，便觉得是入木三分而不着痕迹，很契合“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Ｌｅｔ ｉｔ ｂｅ，所谓淡定，其实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奈。

收到当当送来的新书《自由在高处》，这是熊培云先生继《重新发现社会》之后的又一力作。在序言中，谈及“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时，熊先生说到了自己一条被转载近千次的微博：“当农民守不住自己的土地，法官保不住自己的良心，警察看不住自己的房屋，千万富翁会被灭门，而你握不住自己的笔……这样的时代，没有谁比谁更幸运，只有谁比谁更不幸。”我们古老的祖国，还有一句话：多看看那些比你不足的。这样看来，你会发现，“淡定”一词，一点也不新鲜。

然熊先生最终还是握住了自己的笔，从《思想国》到《重新发现社会》，再到今天的《自由在高处》，熊先生的“淡定”底线在于：“我知道，如果我失去手中的笔，我将惶惶不可终日；如果失去了自由思想的权利，我的生命将不复存在。”

《自由在高处》的封面和内封，设计得意味深长，那是一张名为Ｓｅｌｆ－ｍａｄｅ Ｍａｎ雕塑作品：画面中，一个男子一手握凿，一手扬锤，在图片的下面配上了易卜生的一句话：你最大的责任就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读后我不禁淡然一笑，这就是另一种淡定了，只不过这一份淡定还颇有些志气，古人“修身齐家平天下”，熊先生只取最基础的那一部分，是为一种苍老的执着，卑微的骄傲。用熊先生写在书本封底的话来说，便是：“不自由，仍可活。”“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由此看来，“淡定”是一种姿态，既不同于余秋雨们的道貌岸然，也不同于郭敬明们的鲜衣粉面，熊先生所执的，只是“一点点地改变”。“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他们就是那些自知力量有限，却又不肯放弃在荒野播种，还期待收获一片森林的人。无疑，这是颇为可爱的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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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Self-made man”说起，这个概念是美国社会运动家、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1859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也是那次演讲的主题。他本人就是个毋庸置疑的自我塑造者，作为曾经的黑奴，他用自己的成功向支持奴隶制的那些人证明了奴隶也具有行使美国自由民权利的充分智力——这个在今天看来不言自明的公理，在当年却是需要用战争来下结论、甚至连战争都无法终结的争议。

当代中国同样存在许多这样的争议，其中不乏关于自由的争议：两个成年人有在公共休闲场所亲热的自由吗？（《为情侣求饶》）中国人有过洋节的自由吗？（《今夜，谁在逮捕圣诞老人》王帅有在网上发帖讨论非法征地，而不被跨省追捕的自由吗？（《救故乡，救公共精神》）维权者在自杀式维权或称“暴力抗法”之外，还有别的维护自己权利的自由吗？（《屋顶上的矿难》人类有废除死刑的自由吗？（《死刑是个笑话》）……这些争议中，有的即使现在看来也只能博人一粲，有的看起来则是任重道远，还有的仿佛是无解的悖论。

这些年来，时评大行其道，讨论的问题不出上述三类，从来就不看时评的人自不必说，就是时评的忠实读者恐怕也快要审丑疲劳了，这也是《自由在高处》中所说“现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真相”的道理：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问题是怎么办？

在这一点上，《自由在高处》可能能帮上一些忙。这本书前三分之二是时评，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后三分之一是演讲与独白，给形形色色的问题一个总答案：你即你自由。也就是“自由在高处，欲得需自塑”。这不见得是唯一的答案，却是作者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答案。从某种角度讲，他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样，都是自己理论的最好例证：弗雷德里克从奴隶主手中逃脱，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公民；熊培云秉笔直书，以此谋生也以此帮助自己留学深造。他们都始终坚信，自己有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能力和自由。这个自由既不会危害他人，也不需要他人赐予，只需使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就能获得。

熊培云说，“……独立与自由都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之所以要争取这个自由，是为了更好地成就我们自己，更好地交往，借此获得一种持久的创造、有保障的幸福。”这本书的读者，大多也是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前行时发现了障碍物，在清除障碍物的过程中发现了“自由”这个工具，所以才翻开了这本书。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对他们说一声“恭喜”了。能看到自由——哪怕它是在高处——已经比原来离幸福近了一步，这不值得高兴吗？再进一步看，撕下形形色色的误解和蒙蔽，就会发现获得自由其实是个只涉及自己的意愿和努力的简单命题，还有什么理由不乐观呢？熊培云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并非没有道理。

自由任何时候都不是唾手可得，更重要的是，“不自由，毋宁死”也不见得永远成立。熊培云的看法是“不自由，仍可活”。当然，这种想法容易被理解为苟且偷生，自欺欺人，委曲求全，犬儒主义，阿Q精神……但是圣雄甘地也说过“……自由和奴役是精神的状态。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说：‘我将不再接受一个奴隶的地位，不再服从与我的良心相违的命令。’”也许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束缚你的那些枷锁，但你仍然有思想的自由，仍然有呼救的自由，最起码，仍然有不用枷锁的利角刺伤周围难友的自由。更多时候，只要你想到自己在枷锁下仍然能做的那些事，就会感到它的分量已经轻了一半；只要你不认为自己身为奴隶，你已经给了自己心灵的自由。这就是“不自由，仍可活”的意义，“不鼓励个人牺牲，大家都来担起责任、积极行事的世界会更好”。毕竟，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并没有走到在生命和自由之间选择的绝境，而只需要对自由和时间、自由和金钱、自由和地位……各种代价进行换算。读过《自由在高处》，就会明白这些换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自由也并非想象中那么稀缺的资源。

将来的人们回望现在，也许会为我们今天的纠结忍俊不禁，或为我们走过的冤枉路感到忿忿不平。但要知道，这些纠结和弯路自有其意义，每一个思考都是我们自我塑造的一步。再回想“Self-made man”，他不仅从石头中赋予了自己希望拥有的形象，也将送给自己一双能奔善跑的腿脚；他从石头中诞生的那一刻，不仅是他完成对自己的塑造的一刻，也是他从桎梏中获得解放的时刻。读过《自由在高处》并不能使你自由，只有你自己，才能使你获得自由。（转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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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下午与王振耀先生一起做客凤凰网，谈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振耀先生谦和儒雅，且与我同出南开大学历史系，故而格外亲切；女主持书娣漂亮大方，来自荆州，也算是有同乡之谊。近一个半小时，大家聊得很投缘。千言万语，仍是希望中国社会能够自救、自治与自由，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文字页面：

http://bbs.ifeng.com/special/2011lianghui/detail_2011_03/01/4915738_0.shtml               

视频：

http://v.ifeng.com/society/201103/3e4a7e0b-a227-4afa-ba81-889c49ff5c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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