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培云写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专栏文章，发表时题为《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前不久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雷州市近万名小学六年级学生参加完统考后，有家长曝料试卷和答案考前就已经随处可买了。雷州市教育局随后证实，试卷答案考前已经外泄，此次考试成绩取消，而当地检察机关已介入调查。至于父母为什么要买答案，自然是为了孩子考高分进当地的优质中学。

说标准答案完全摧毁了中国教育，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在很多时候你又不得不承认，标准答案是个不折不扣的祸患。在那里，不仅有对知识的乔装改扮、故作威严，更有对人性的无穷摧折，对光阴的无情浪费。死记硬背的学问，本来就是记忆之学对思维之学的侵袭，更别说那些要求别人写读后感的主观题，竟然也有标准答案。就在几年前，甚至还有好事者琢磨出一个孔子标准像。可叹决定孔子长像的不是父母遗传的基因，而是两千多年后的“标准化”运动。

可怕的是，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一旦被确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机制立即被激活。所以，当被问及“雪融化了成什么？”时，一个孩子答“春天”，结果被老师判定错，因为标准答案是“水”。这样的标准答案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另一些标准答案注定只能当笑话听。比如：“一个春天的夜晚，一个久别家乡的人，望着皎洁的月光不禁思念起了故乡，于是吟起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什么？”一个学生答：“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结果同样被判卷老师打了个X，标准答案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仔细想来，中国的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大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概括，即“1+1=2”。演算由左而右，等号左边是权威，是宿命，是既定的一切；等号右边是惟一的僵死的答案，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面对如此情景，你难免悲从中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道开放的考题，即“2=?”。同样是运算，两者的开放性显然完全不同。前者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你答的不是2，而是3，就格杀勿论。至于后者，答案自是千变万化。你可以说“2=1+1”，也可以说“2=2×1”，甚至，你还可以别出心裁，说“2=20000/10000+(250-250)”，只要你乐意，根据既有的常识，你可以DIY出你最愿意看到的答案。当然，你也可以说与后一种相仿的情形并非从未出现，然而荒诞乃至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当出题者问你2等于多少时，你只能说2等于“1+1”，而不能说等于“0+2”。这样的标准答案，如上文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所能制造的恐怕也都是些“标准血案”或“标准冤案”了。

好了，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讨论数学，不是要讨论哥德巴赫猜想。读者不妨用其他词语代替这里的2。比如“正义”“理想”“幸福”等等。我想说的是，在一个标准化的社会，它会抹去差异，填平沟壑，告诉你如何去做是符合正义，合乎理想。如果把运算的过程比作生活的过程，那么生活就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按说，幸福与否是个很私人的问题，但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告诉你的却只有一个答案。在过去，比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变来变去其实答案都是一个，即政治正确。而不是自己结合自己的人性与经验去体悟“什么是幸福”。简单说，“1+1=2”式的教育，没有过程，其迷信的只是一个结果；而探寻“2=？”式的教育，却是焕发人的创造力的教育，是可以激发人们回归自身与探寻真理热忱的教育。

数日前，我与陈志武先生同做一期电视节目，谈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着急买房的问题。刚工作就忙着买房，在许多人看来算是标准答案了。为什么年纪轻轻就一定要买房？事实上，就个人而言，我最幸福的体验也不是三十岁以后在中国买了房，而是我当年把准备在北京买房的钱花在了在巴黎租房读书上。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回首前尘往事，你走你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算法则。一起长大的人，未必能一起上学；一起上学的人，未必都能考上大学；都读了大学的人，未必都能立即找到工作；没有立即找到工作的人，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未必一生不幸福……同样是念了哈佛，梭罗毕业不找工作，借把斧头跑到瓦尔登湖畔搭了个木屋，过一种可以试验的生活，而盖茨索性中途辍学，不久就创办了微软公司。

我们的教育不能穷得只剩下标准答案了。一个社会要有共同的底线，所以有了法律和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与思考应当唯标准答案马首是瞻。标准答案的背后，是考生的命运，是命题者的权威。当人人不得不向所有貌似客观公允的标准答案低头时，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却是一盘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棋局。而这个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一个连过程都被标准化的世界，是一个已知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也是死去的世界，一个远离了创造和创造精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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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培云写在新京报上的专栏文章。谈吵死全世界的呜呜祖啦。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四年一度，葡萄美酒世界杯，夏天的乌托邦。我不是球迷，对于足球场上的有些术语，排兵布阵，了解得也并不十分精确，却一直保持着看世界杯的爱好。严格说，我看的不是世界杯，不是绿茵场上东奔西突、滚来滚去的足球，而是风行草偃、花开花落的世界。

然而，今年的世界杯却看得我无比头疼。一个个被称作“呜呜祖拉”的喇叭，发出“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坐在闷热夏天的苍蝇堆里。法国球迷形容自己是坐在“一群蜜蜂”中，那是显得太诗情画意了。

若不是看到《中国青年报》上的探访“呜呜祖啦”生产地的冰点文章，我是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吵死全世界”的喇叭是中国制造的。不过，这个消息也并不让我觉得非常意外。毕竟，中国是个无人可比的“世界工厂”，而且这方面我也有不少经历和体会。

记得有一年，我在诺曼底旅行，在当地的旅游纪念品市场上找到一个玩具小火炮，就在我准备买时，发现火炮的底部标注了中国制造。转年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旅行，买了几个装满普罗旺斯薰衣草的香草袋，带回家后发现它们也都是中国制造。就在最近，有学生给我送来一小盒精致的茶叶，说是刚从西班牙唱完歌后捎回来的。我感谢学生的好意，待其离开后，我无意间看到盒底贴着个小标签——“Made in China”。

这样的故事我已经见证太多，相信许多“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中国旅客在世界各地都曾经遇到。背后的事实是，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在世界攻城掠地。

继续说世界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都在努力追求国家形象的建设。奥运会、世博会也是为国家形象而设。不过，相较于世界杯而言，这些大项目在许多人心目中，其所受的关注程度也许还真不如巴西、阿根廷大获全胜的一场球。只可惜，中国足球从来没在这方面给这个国家争得脸面。待“呜呜祖啦”在南非的天空下横空出世，事情变得多少有点幽默。如制造厂商所感慨——“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另一方面，你又会自我安慰，没有国家队的世界杯，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它可以让人心平气和，少了些地方冲突；没有国家队的世界杯，可以让中国观众彻底拥抱世界——做哪个国家队的球迷，哪怕是美国，也没有好事者骂你是汉奸。“不是兄弟不爱国家队，只怪国家队不给兄弟爱的机会。”“国家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人也没有。”

说到全球化，说到国家崛起，人们时常会讨论在这样一个时代本国将输出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人甚至还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可以称道的价值观输出，它就不会是一个真正崛起的大国。中国是否已经是一个崛起的大国，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似乎暗藏隐喻。

早在几天前，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在微博上询问什么是全球化，回答异彩纷呈，最有意思的是下面这段话：一位英国的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乘坐一辆由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酒的比利时司机驾驶的装着荷兰发动机的德国汽车，被一群骑着日本摩托的意大利狗仔队追踪，在法国的一个隧道里发生了车祸，抢救她的是美国医生，用的药产自巴西。什么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

如果你愿意，现在你也可以通过南非世界杯来解释什么是中国正在经历的“呜呜祖啦式全球化”或者“呜呜祖啦式崛起”：三十二支来自世界各地的球队，在南非踢足球，看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吹的都是清一色中国制造的“呜呜祖啦”。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呜呜祖啦”的声音里不但没有中国的价值观，甚至连发出声音的气息都是别人的。为什么中国为世界输出了数以亿万计的产品，却难以输出真正代表中国价值的东西？除了血汗，中国的价值在哪里？想起这一点就难免让人尴尬——“世界杯什么都是中国制造的，只有球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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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培云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专栏文章，从一道智力题开始谈起。读文章的朋友，如果愿意体会一下思维的乐趣，在读到题后先别往下面看，想一想，无论如何，您都得先想想。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人啊，怎能没有思维的乐趣！文章开篇，先做一道智力题，看看读者是否能够找到正解。

题目是：请挪动其中一个数字（0、1或者2），使“101—102=1”这个等式成立。注意：只是挪动其中一个数字，只能挪一次，而且不是数字对调。

好了，题目就说到这了，您可以先合上这篇文章好好想想，看看是否能够很快想出答案。我不想吹牛，几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是只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做出来了的。而当我把这道题转述给一些朋友时，我发现他们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远比我要多得多。有一位朋友，冥思苦想两个小时后终于放弃。他当时是多么绝望啊！我至今未忘他那痛苦的表情。然而，当我将答案告诉他，他彻底崩溃了。

几年间，我问过男男女女很多朋友，尤其是思想界与媒体界的一些朋友。偶尔也有想出答案来的，但的确花去了他们很多时间。比如有一次，几位电视台的朋友请我吃饭，我便给他们出了这道题。接下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吃，等其中一位“哎呀”一声道出答案，一桌菜早凉了。

当然我也没少外通外国，拿这道题折磨西方人。都说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比东方人强，至少在这道题上，我认为是不见得的。今年初，在从瑞士到巴黎的列车上，为了解闷，我让同行的几位瑞士和法国旅客做这道题，竟无一人能答。随后，在巴黎到北京的飞机上，包括一位意大利人、一位德国人和一位中法混血儿，也都没有答出来。待知道答案时，他们的表情同样是有些无奈而痛苦的。我的这道题，让西方也崩溃了。

我无法拿这道题是测验古人，但是以我的观察，我知道今人，无论国界，无论东方与西方，时常会困于某种思维陷阱。

在公布答案之前，对于那些还在苦思冥想的熟人朋友，通常我会让他们重温《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如果他们看过的话——问他们这部电影里有些什么经典镜头至今未忘。

《肖申克的救赎》影响了很多人，里面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了。主人公安迪本是一位银行家，因为被错判入狱，不得不在牢狱里度过余生。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相信“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后来，如其所愿，这位银行家成功越狱。

为了提示那些思考者，我会从这部电影中抽取三个经典镜头：

其一：安迪和狱友一起修葺监狱的屋顶，并且与狱警达成交易，获得在屋顶上喝啤酒的权利。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安迪的好友瑞德这样叙往：“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沐浴着温暖的春光，就像是一个自由人，正在修理自家的屋顶。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其二：安迪坐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反锁房门，将监狱广播的音量调到最大，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此时，镜头拉升，所有囚徒抬头仰望天空，恍惚之间，这座消失了音乐的肖申克监狱像是洗礼人心的教堂。

其三：安迪从下水道逃出，站在泥塘里，在电光雨水之下，张开双臂，体味久违的、失而复得的自由。

不知道读者是否注意到，这里的三个镜头都与高处有关。无论是在屋顶上喝啤酒，仰听自由的乐声，还是张开双臂欢呼自由，自由都在高处。而我所出的这道题，也是答案在高处了。

【答案呢，鼠标选中本段落即可见】一切很简单，你只需将“102”中的“2”上移，变成平方便大功告成，接下来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等式。“101-10²=1”。

为什么这道题让许多人终于放弃，想来还是因为思维定势吧。一说到“挪动”，他们首先与最后想到的都是左右挪动。而如果你能够总揽全局，不受制于这种约束，让这里每个数字都东奔西突，活跃到在你的眼前跳舞，你就会很快找到答案了。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找到答案的。

其实，有关这道题的分析何尝不能适用于我们的社会与人生。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陷于一种横向的思维，一种左右的思维之中，而很少有一种向上的维度、个体的维度、神性的维度和时间的维度。

于社会而言，你会发现，许多人在国家没有向上筑就底线的情况下，大谈左右之争，其实中国当下最本质的交锋是国家与社会的上下之争；当刀客在幼儿园里杀小孩，竟被解释成底层社会的维权表达，在这里，生命同样被淹灭了神性。

于个人而言，有些人困于单位文化，人为物役，直至彻底被体制化。他们很少超拔于单位之上，为谋理想选择出走。所谓成功，也不过是落得个左右逢源，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却遭流放。

世界就像是一个广场，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更要站在高处张望，你是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什么时候，当你能超拔于时代的苦难之上、人群之上，你能从自己出发，以内心的尺度衡量自己的人生，你才可能是自由的。

回到安迪，他之所以能够从肖申克监狱里逃出，正是因为空间禁锢了他，而时间又拯救了他。一天挖不完的隧道，他用十九年来挖；一天做不完的事，他用一生来做。我说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的意义亦在于此——我们都是时间的孩子，如果你的一生都像安迪一样追求自由，知道自由在高处，那么你的一生就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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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培云发表在新京报上的专栏文章，希望能给绝望的人们，多一点信心。人不要活在过去，但也不要活在新闻里。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在开始这个题目之前，不妨想想人类历史。你一定会轻而易举地想到许许多多黑暗的场景：冲突、流血、暴动、自杀，甚至屠杀……公平总是理所当然，而不公正的事却长久萦绕于心，时而让你寝食难安。难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先生当年会这样感慨：所谓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写满人性坏话的记事本。然而事实上，这世界不只有血流成河，不只有征战杀戮。无论世事怎样变迁，阳光依旧在温暖我们的身骨，草木应季生长，人们生儿育女。

那么新闻呢？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新闻一样在不断地说着人性的坏话：某些官员腐败了，侵占了大量民脂民膏；某地又发生了屠杀婴幼的惨案，而此前其他地方的相同罪恶早已经令人发指；某地有人自杀了，而且是几连跳；某地有人自焚了，有人推倒他家的房屋；某地有人在政府门前集体下跪了，为了解决问题；某人遭遇了巨大的不公正，而你对此无能为力……

天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新闻，你难免会心生绝望：这世界、我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么？当然，这样的绝望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常常转瞬即逝，人得学会积极生活，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闻是免不了要说人性的坏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要在生活中维权，不要在维权中生活”，那好，也请你不要活在新闻里。

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媒介素养的问题。所谓媒介素养，说到底就是受众接受、解读媒介信息的一种能力。

就个人而言，如果能积极独立地思考，通常都不会天真地以为新闻里的“坏人坏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并由此得出一个“形势一片大坏”的结论，正如当年“形式一片大好”的宣传不能够遮蔽现实的贫困一样。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

就政府而言，同样应该具有的媒介素养是，负面新闻并不构成对其工作的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媒体包藏恶意。一个人在生活上有洁癖，人们多会投以同情之理解，毕竟，那也算是个人自治的一部分，其他人无权干涉；但如果带着洁癖去看新闻，去搞管理，去执政，难免脱离实际，而且显得公私不分。生活不是童话，童话里也有大灰狼。又必须承认的是，媒体大张旗鼓报道“说人性坏话的新闻”，除了商业上的考虑外，还因为媒体肩负了一种责任，即社会需要通过它了解社会运行是否正常。

最近自杀案与恶性杀人事件频繁出现，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即媒体报道是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些媒体着实需要省思。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经批评中国的一些媒体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杀人过程与杀人现场，唯恐读者不能身临其境。但另一方面，公众或者政府过度批评媒体的负面报道，难免有苛责之嫌。

作为一种平衡，其实重要的是改变受众的观念：一方面，需要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媒体报道远处的一场火灾，你却因此烧毁自家的房屋，不理智的显然不是媒体，而是纵火者；另一方面，全社会更要直面已然发生的不幸事件，以求彻底改造，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幼儿园不安全，要加强保安，更要消除“深层次原因”，而不是嘴上说说；有人自杀了，更要查找究竟是什么导致其走上绝路。如果一个工厂接二连三发生跳楼事件，这已经不是个体的绝望，而是集体性的绝望。

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给那些潜在的自杀者以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而不是前仆后继的勇气。说一个人以死“唤醒社会”，实在是轻贱了人的生命，因为谁都应该好好活着；如果这种死不能够让社会去了解背后更实在的原因，而停留于指责是媒体起了坏作用，并大加讨伐，实在是用错了力。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最近许多人都在讨论“维特效应”。据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不但使歌德名声在欧洲大噪，而且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说“风潮”，显然是言过其实了。事实上，《少年维特之烦恼》也让很多人活了下来，帮他们消解了内心的绝望与忧愁，其中包括歌德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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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培云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专栏文章，权当是日内瓦纪行之二。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2010年2月底，我在日内瓦参加第四届全球反对死刑会议，对日内瓦有了点浮光掠影的印象。日内瓦城区并不大，从规模上看很像是中国的一些小城市。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日内瓦城里能看到清澈见底的湖水，看到天鹅。虽然很小我便在书上读到“天鹅湖”这个词，但在现实中见到天鹅湖却是平生第一次。待明亮的阳光从云底钻出来，照在湖面和几近环城的雪山之上，你真的会心生忌妒——为什么有些人会出生在这样的美丽城市、世外桃源？

想起我在日内瓦大街上寻访卢梭故居时，看到他内室的墙上端端正正地写着“L’homme est né libre, et partout dans les fers（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便不由感慨：虽说人生而平等，但这世间的不平等实在太多了。

又记得，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决定一个国家形态的有三个要素，包括环境、法制、民情。其作用是法制优于环境，民情优于法制。美国的民情源于新英格兰乡村自治的民主精神，正是这种植根于美国建国初期的民主意识影响了美国未来的民主建设。仔细想来，这三个要素又何尝不是纠缠在一起。环境的好坏，法制的有无，同样会深深地影响民情。至少我认为，瑞士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给人带来的内心的安宁，在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大家相信，战争不会让这里变得更美好。在此意义上，瑞士的国界的确起到了保护国民的作用。至少在人类疯癫的20世纪，它是一道防火墙。

然而日内瓦湖并非简单的、让人避世退隐的江湖。事实上，这一片靠山近湖、看似远离尘嚣的土地，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过去，它是人们逃避战乱的自由之邦，而现在又成为人类超国界合作的典范之城。

关于前者，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想到一些与这座城市相关的人和事。

比如，1803年，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为号召社会变革而在巴黎发表《一位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一是因为该文是此前一年他住在日内瓦时写的；另一方面，作者直接以“日内瓦居民”自命，同样表明日内瓦在当时已经具有了一种特殊内涵。

十九世纪英国的两位“被赶出了国土”的诗人雪莱与拜伦也曾经在日内瓦湖畔游荡。他们一起拜访过历史学家吉本的故居，为此雪莱还不无诗意地形容其时的观感：“他们领我们看了吉本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时住的房子，还有老洋槐树遮蔽下的露台——吉本写到作品的最后一行时，就是在这里久久地凝视着勃朗峰。”而雪莱的妻子玛丽写鬼故事的灵感，正是得益于几位才子佳人当年的相遇。据说当时大家是在拜伦的提议下，各自讲鬼故事，一直讲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雪莱也近乎发疯。若干天后，玛丽因为小说《弗兰克斯坦》从此扬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罗曼•罗兰。在结束第一次婚姻后，罗兰深居简出，十年间只顾埋头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兰因为反战而被法国人骂为“卖国贼”。1915年11月，罗兰获诺奖却遭到法国政府反对。几年后他离开法国，从此在瑞士“隐居”十几年，但他从未停止写反战文章，《甘地传》一书即在此时完成。所谓“跨国归隐”，对于许多有济世理想的人来说，不过是找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容身之所。

世界也在悄悄变化。在日内瓦的时候我抽空去了一趟附近的乡村，并在一个叫埃和芒斯（HERMANCE）的千年古村做了短暂的停留。一位老太太向我诉说了她的幸运，因为生活在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望着阳光下远处的雪山与平静的湖水，我们甚至不约而同地说到，“天堂的景象也不过如此吧！”

从近千年前在这里建立第一个庇护所以来，尽管埃和芒斯始终没有发展成一座大城市，至今也不过500多人，但当你看到村庄完整地保留着数百年前的教堂与墓地，看到被严格保护的私产与古堡遗迹，以及周边未被污染的湖光山色，你真有信心说这个村庄将永远留存。更耐人寻味的是，曾经为抢夺这个村庄及周边地区而打得头破血流的一个个封建领主早已灰飞烟灭，而两个法语国家也不再兵戎相见，并且开放了边界。

埃和芒斯正好位于法国和瑞士边界，一度归属于法国。1815年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从此告别战争，转年该村318人连同土地也都并入了瑞士。

说到国界，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送信到哥本哈根》的丹麦电影，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集中营里也有人性之美，以及那位瑞士老太太闯关时的机智幽默了。老太太想把在路上遇到的一个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保加利亚小男孩带进瑞士（过境去哥本哈根），在边检站他们受到了边防人员的盘问。就在边防人员执意要看“孙子”的证件时，老太太风趣地说：“不能通融一下吗？他只是到贵国来一下，推翻了政府后马上就走。”边防人员听完也很识趣，不仅不再索要孩子的证件，还同样风趣地朝这孩子回了一句：“好啊，年轻人，推翻政府后别忘了给我涨工资！”

有意思的是，在过去，为了自由人们筑起了国界，同样为了自由又想方设法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而现在，随着欧盟的建设和对国家意义的再认识，欧洲国家渐渐褪去了它画地为牢或各自为阵的本性。埃和芒斯村东边，那条窄窄的界河也已经没有了卫兵，只剩下潺潺流水。只需轻身一跃，你便可以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

那一刻，我更在想：国界这人造之物，既为人类的自由而生，也将为人类的自由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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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培云发表在《新京报》上的专栏文章，写的是最近旅行的一点观感。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读书、写作、旅行，同时能做点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业，这正是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然而，在我计划的世界旅行里，有印度，有南美，却很少考虑过非洲。尽管非洲有古老的金字塔，有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但总觉得非洲仍是一片文化荒漠，是一个注定被荒弃与遗忘了的人类老家。不是有许多人都在重复一个话题，说“黑非洲是黑暗的非洲”么？

当然，我自己也很清楚，甚至未等我敲完上面这些文字，便已经意识到字里行间已经透散着怎样一种难于启齿、无可救药的偏见，并暗自思忖：我之所以认为非洲“没有文化”，其一是因为我和土生土长的非洲人没有太多的接触。虽然在法国的大学城里，我和来自非洲的学生曾经住得很近，却也似“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在巴黎的黑人邻居来自海地，与黑非洲同样相去甚远。其二，就已知的层面来说，我所知道的非洲同样不过是一个二手的、被断章取义的非洲。那里充满了战乱、饥饿、瘟疫、艾滋病，那里到处都是需要被文明世界拯救的无所事事的人们。君不见，在那些触手可及的影像资料里，非洲唯一的生机勃勃都让给了野生动物。

然而，最近在欧洲的一次短暂旅行，彻底改变了我对非洲的一些偏见。当然，我所谓的这种“偏见”，在我的内心也是一种未成形的偏见。它就像一捆未扎稳的草垛，只需一阵轻风便可能被吹倒了。

今年2月，我受邀在日内瓦参加第四届世界反对死刑大会。由于这是一次号称有1800人参与的全球性聚会，许多参会者不得不分散聚居在不同的旅馆里。我所住的地方是在日内瓦郊区的一间别墅里。据说早在若干年前，别墅的原主人将它捐给了一家基金会，并由基金会改成了青年旅馆一样的接待站，以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性会议。这是我第一次住这样的“青年旅馆”，也正是由着这个机会，我和来自沙特阿拉伯、阿富汗、越南以及若干非洲国家的参会者聚在一起，早出晚归，往返于住所与会场之间。而与我同住一室的，是四个非洲人。除了一位布隆迪记者外，其他人都来自尚未废除死刑国家。

坦率说，这些非洲人给了我很好的印象，甚至让我多少有些惭愧。至少第一天是这样的。早上起来，我赶着去会场，洗完脸便出门了。晚上大家一起回到住所时，我才发现屋里只有我的床是乱的，而其他四位黑人的床却齐齐整整，衣服也挂得十分得体。我的第一反应是旅馆的服务人员忘了为我整理。然而，这怎么可能？转念一起，就知道既然这里是“青年旅馆”，一切还得自己动手，显然是因为你自己忘了整理好自己的东西，留得一片狼藉在此丢人现眼。想来这掀开被子走人的毛病，也是平时出差住星级宾馆留下来的吧。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公共场所的自我管理方面，至少在这第一天，我是输给了这几位来自非洲的黑人朋友的。他们有很好的修养，让我刮目相看。

一群人道主义者，怀着共同的理想与各自的善意，几天下来，我们的确成为朋友。他们分别来自刚果、几内亚和乍得等不同的国家，有的是无国界律师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报社的记者，有的是不畏冒险犯难的维权人士，言语之间，无不尽显人性的光辉、改变国家与社会的热忱。本来，我便是一个国界观念极其淡漠的人，此时此刻，更觉这地球之上只有一个人类大家庭，无所谓我来自东方，他们来自非洲了。尽管散会以后我们天各一方，在各自的土地上忙着各自的事情，甚至不再联系，但是这次短暂而匆忙的聚会，的确改变了我对非洲及非洲人的印象。奇怪啊，多年以来，我怎么轻视了非洲这片曾经孕育了曼德拉的土地？

非洲人无日不在自救。这一切本是在情理之中，在预料之中的。可叹过去我所看到的非洲，只是一幅沉沦的大陆的形象，一幅坐等拯救者到来的形象。其实，同在天空下，哪一片土地上没有自救者？正是他们日积跬步，日拱一卒，让那片土地渐渐变得丰饶，变得适于人类居住，也让自己和那片土地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使更多有理想的人愿意参与其中，身体力行，并且乐见其成，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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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十年砍柴兄发表在《钱江晚报》上的专栏评论，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谈浙商的命运。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熊培云出了本新书《重新发现社会》。这本洋洋27万字的著作，在阐述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国家（state而非country）和社会的分野在哪里？或者说，国家对社会事务，那些该管，那些不该管交由社会自治即可。这个问题引申开来，就是中国要建设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还是依然停留在人治，所谓的“法治”仅仅是治民护官而非治官护民。建立起来的是保障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权力通吃一切的权贵型经济。

读完这本书后，我想到了一个半世纪以来浙商的命运。国家与社会，或者说公权力与市场，建立起何种关系，左右了中国商人的命运，其中，浙商的命运尤其具有典型性。

浙江人具有经商天赋，这一点毫无疑问；同样，浙江人也具备出众的社会自治能力。“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这是元末流行于温州、台州一带的民谣。古代的浙江，远离朝廷，这种地理环境使当地人有机会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谋求自我发展的道路。但“山高皇帝远”的优势被“相公（官员）多”的苛政抵消了，否则的话，能好好过日子的老百姓，是不愿意造反的。

清末浙江做得很成功的一个商人是胡雪岩，这位从二品布政使衔的红顶商人，他的成功与失败，都缘于官府。因为帮助了左宗棠从而获得了种种特权，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因为得罪了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最终官府的庇护变为伤害，破产就是一夜间的事。官府对市场，对整个社会过多的干预，中国人就如陈志武所说的那样，摆脱不了勤劳而不富有的宿命。同样，中国商人也难摆脱勤劳精明而难长久富有、不断做大做强的宿命。—–胡雪岩就是一例。

清末的同盟会，主要由三股势力组成：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光复会中，以浙江籍人士为主，如蔡元培、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等。这些浙江人投身革命，固然有反满这种民族意识觉醒有关，更重要的是民权意识觉醒—–说白了就是自己安排自己命运的意识，否则就难以解释贵为翰林的蔡元培为什么还要革命。浙江人率先具有这种意识，和此地工商繁荣有关。商品、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促使人们眼界开阔，在思考，为什么老百姓辛辛苦苦挣的钱却要由不能提供良好服务的官府来支配？没有清廷这样劣质的官府，自己反而管理得更好。

在1949年后长达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其市场经济的意识在打压下顽强地生存着，所以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温州商人被以“投机倒把”入罪。市场经济的要义是交易公平，政府只能起到维护公平秩序的作用，而对交易本身不可过多干涉。在挣脱计划经济桎梏之初，温州等地的浙商表现出令人世人惊叹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从产业配套，到民间融资，都能安排得很好，其效率远胜政府主导。

先富起来的浙商，很快走向全国。他们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勤劳精明，要把生意做大，必须和各地政府捆绑在一起，而这种捆绑使经营的风险无法预测，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和浙商先辈胡雪岩的命运没有本质的区别。最近发生一件大事。几年前，浙商携巨资大举进入山西煤炭市场，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他们获得了一个个煤矿的开采权。然而，当地政府以“整合资源”为名挥舞公权力的大棒赶走浙商，合同变得一钱不值。新年之初，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出台了一个“投资区域黑榜单”，山西名列榜首。但当社会的空间可以任意被公权力侵蚀时，受伤者搞一个“黑名单”，又能于事何补呢？

只有中国社会的自发成长不再受到公权力过多地阻挡，浙商的命运才能把握在自己手中。对此，熊培云在书中一再表达他的乐观态度，而我，只能谨慎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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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和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小孩子滚在他怀里，常不常地打来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那孩子的手“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这样？”

我就差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

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后来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够吗？”

“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给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我哑口无言。

二

我采访姐弟俩。

弟弟卖力地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就停下来，说再添点柴。再过了一会儿，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

我纳闷了一晚上。

卢安克第二天说给我听“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的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当时连害躁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他说。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下意识地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我以前也没想过，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了。”

三

孩子在火边俯耳跟他说悄悄话。

“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猜。

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

我隐约听见一点“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

他转头问我“你喜欢土吗？”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我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在下着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里呢。

采访结束之后，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了，山里很冷。

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我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

就这一个念头，一切已经逝去。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再非要努着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四

“当时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他在采访中有很多次说这两句话了。

一开始，我看着他，脑子里几乎有个嗡嗡的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之前曾经有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但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就是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回答真问题—–真正因为未知和交谈而生发的问题，而不是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几乎土崩瓦解。

然后我发现我在跟他讲那个我小学的时候，近视后因为恐惧而把视力表背会的故事，是鬼使神差说出来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这个，我甚至早就忘了这个事，但我现在把它说出来了，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尖叫中粉碎了。

我看节目的时候，发现我自己讲的时候目光向下，很羞涩，就象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五

然后我才知道，他说他不记得了，是真的不记得了。

“以前我的思考都在头脑里发生，我想到了，但我做不到。现在我不思考了，只感受，反而做到了我之前想做而做不到的，因为思考变成了生活，变成了行为。”

看他的博客，会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变化的过程。

他之前写过《与孩子的天性合作》，写下他的研究和经验。几十万字，现在他已经不再记得写过什么，他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可借鉴的模式。他说他不再思考，也不再写了，只是感受。我当时看的时候担心他坠入虚无，直到采访时，才知道我头脑中的桩子插得何等之深。

“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带着一种想像，想像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像就好象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的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像”

“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的，有想象力的，什么样的学生，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标准，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可能会失望。”

“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老师的心态，老师心态最受影响的就是那种学生该怎么样的想像，他总是想着这个，他没办法进入适合学生的心态，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怎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没有什么想像，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所以他才说，他没有任何可写的了，他曾经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过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他跟现实世界里的问题较着劲，现在他说他放弃了要改变什么的想法。我刚一听的时候也一惊。

他说“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接着往下问“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压在我的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已发生”。

有人跟我形容过听他说话的感觉—–你以为是禅悟式的玄妙，其实背后是严整的逻辑体系，是一步步推导认识的结果。

“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六

“你想要爱情吗？”我问他。

他四十一岁了，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成年人，他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光着脚穿着球鞋，因为那里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

我当时的反应，是心里一紧。

但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

“奇怪？”

“电视上看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感情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像不出来这种感受。”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

我说“可是我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

“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不一样的。一种是能放开的，一种是放不开的。

“能放开什么？”我还是没听明白。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八

在节目后的留言里，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今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他，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喃喃自语“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越了解卢安克，越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会让人们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会对原来这个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这种能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片子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七

我采访的孩子里有一个最皮的。

我跟任何别的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走了，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急得不得了，前摇后晃。

他只有呆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那么一呆十几分钟，象只小熊一样不动。即使是别人挑衅他，他也能呆住不还手。

“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卢安克说，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去讲这些道理。

“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他让他们一起拍电视剧，去扮演一个角色，一个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的孩子。

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然后卢安克记下来，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

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他说“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他指向卢安克。

http://luanke.jiaoyu.org/卢安克博客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61927120929889《面对面》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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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肖雪慧老师发表在今日《新快报》上的评论，对培云上一篇评论(http://www.21pinglun.com/?p=2676)有所回应。肖老师的苦心及所做的努力培云是懂的。之所以有上一篇评论，是因为培云对中国人的“身体维权”受够了。只希望大家平时多流汗，不要再流血了。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看到报纸推出的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中有王帅等几位在推动中国走向法治、走向公民社会上作出努力的人物，我对此是很认同的，但更欣赏把身体维权者（孙中界、张海超、唐福珍）纳入名单。

我判断，这个群体当引起最大关注。然而，几天后点开投票网站，发现想错了，投票结果令人寒心，有话要说，于是写博文吁请：“为了所有以这种惨烈方式维权的人，更为了权利遭受侵犯的人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惨胜或惨败，请投他们一票！”网友建议下，两天前开通微博，并请一直关注唐福珍事件的萧瀚发挥他的影响力，给推一下。这就有了熊培云先生文章所不赞成的“投票互动”。

对此，有几点说明。

第一，我之前从不参与这类投票，这次不仅参与，而且力推身体维权者。投他们的票，是“他们不应该被遗忘”，“更为了权利遭受侵犯的人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惨胜或惨败”。

次日又补充一点：三位身体维权者分属于对中国经济做出最大贡献但却处境艰难的两个群体：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群体和民营企业家群体。

但投票给这个群体的只有寥寥千余张，我的感觉是，很多人抱一种心态：“只要房子不拆到自己头上、被倒钓的、需要开胸验肺的不是自己，就可置身事外”。

第二，熊培云先生指拉票“把这个搞成了一个嘉年华”。

是不是有人搞成嘉年华，我不敢妄断，但我相信，投这个群体票的不会抱着嘉年华活动的心态，而是出于震惊、尊敬、痛惜、对事情的发生不能释然，等等，也包括熊培云先生批评的出于感激心态。但有人报以感激，我认为没什么不对。感激，至少表明受到触动，每个人有自己的处境和行事方式，不能强求。即使有些人什么也没做，默默感激，总比无动于衷好。

第三，投他们的票，绝非鼓励自残。

如果还能选择的话，我赞同熊培云先生说的“如果需要在拆迁条例死掉与唐福珍活下来之间作选择，我宁可选择后者”。但问题是事情已经出了，任何活着的人已经没有在拆迁条例的死和唐福珍的生之间作选择的余地，现在能做到，是记住他们已经付出的代价，争取今后向法治推进不再付出血的代价。

唐福珍是被逼到极端情景下点火自焚的。但她的死带来的震动使拆迁条例废改不可再回避，这也是事实。这个事实很不光彩，但现实如此，就像孙中界断指引起的震动才使“倒钓良善”至少名义上寿终正寝。顺便提一句，我不赞成笼统说他们“自残”。拿张海超来说，该走的程序反复走过了。设身处地站在他的位置，他选择开胸验肺证明自己罹患矽肺病，其实是他自己能采取的唯一自救之路，否则只有在毫无救治资金的情况下等死。以这种最无奈的方式自救，无疑是社会的耻辱。

三人都是被逼到无路处时采取了最不得已的方式。

第三，熊培云先生质疑：“身体维权”是否值得鼓励？

我认为，真实的问题不是“是否值得鼓励”，而是怎样消除迫使人以这种方式维权的土壤。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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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培云写在新京报上的专栏文章。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有些新闻，你一读到它，便忍不住会想，城里怎么聚集这么多坏蛋啊？！

比如，11月13日发生在成都的唐福珍自焚惨剧。好端端的一个房子，说强拆就强拆了，而且闹出了人命。所以我说，不怕坏蛋坏，就怕坏蛋勤劳又勇敢。

而就在这几天，深圳警方通报最近发生在当地的一系列绑架富人孩子的案件。据称，虽然有些家长交纳了赎金，但他们的孩子还是被绑匪提前撕票了；而绑匪多是“半路出家”，而且80%的案件均为熟人作案。由于天下不太平，深圳一些家长决定再忙也要每天亲自接送孩子。

家长接送孩子，大概也只是城里才有的景观了。为此，许多街道，一到孩子上下课的时候都会变得拥挤不堪。校门口，一堆神情焦灼的父母和他们的各式坐驾（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汽车等等）在校门口守着，而学校通常也是戒备森严，有的地方甚至都用上了指纹识别系统，以防坏蛋混进去兴风作浪。

遥想我在乡下读小学时，谁会为这些破事担忧！从六岁开始，虽然从家里到学校也有几公里远，但是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都是自己走。当然，那是个熟人社会，又有同村孩子作伴，走在路上倒是很少有人害怕，而且乡间道路也没有斑马线和斑马线杀手。至于绑架，更是闻所未闻。一方面，农民生活简单，平时也不会与别人结下深仇大恨；另一方面，农民家贫如洗，也没有什么可以勒索。谁会为了勒索几只母鸡去绑架农民的孩子？如果是这样，他何不直接去偷鸡？

这一切，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不仅是贫富分化严重，而且豪杰林立、鱼龙混杂，急功近利者多如牛毛。像农民那样埋一粒种子到土地里“放长线钓大鱼”者少之又少；异想天开发大财，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桩桩绑票案来做的却是大有人在。

交了赎金还要撕票，绑架者之暴力加失信，真是一点职业道德也不讲了。从逻辑上说，交纳赎金者也在喂养这个绑架链，它让那些潜在的绑架者确信绑架有利可图。与此同时，撕票者之撕票，又像是过河拆桥，让将来被绑架了孩子的父母在绝望中干脆报警，以免落得人财两空。如此这般，绑架者也不要责怪有这样的前辈，毕竟你们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说到绑架，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些电影来。其中有通过意识形态与仇恨实行绑架的，如库斯图里察著名的《地下》；有通过爱情绑架的，如《捆着我，绑着我》；有不要赎金而只是要让被绑架者接受其道德教育的，如《监禁》。除此之外，还有恶搞绑架者的电影，如《绑架训练》。

《绑架训练》是部韩国黑色喜剧片。主人公东哲因为炒股失败，又为高利贷所逼，决定铤而走险，于是和一位同伴做起了绑架小孩的营生。虽罪大恶极，他们还是自我安慰，所谓绑架小孩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个人家的孩子罢了。然而，第一次绑架就把这两个倒霉蛋弄得灰头土脸。按照电影里学来的绑架流程，在绑了小孩后他们给孩子家打电话要求赎金。谁知道，打了108次电话家长就是不接，更别说找他们勒索钱财了。就这样，两位绑匪的恐吓无用武之地，几近崩溃，最后只好把那个毫无利用价值的孩子给放了。

影片情节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上面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释了绑架为什么流行与流产。

绑架和一切博弈一样，首先都是一场心理战，这也是我常说“悲观是卧底”、“恐惧是卧底”之原由。作为世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绑匪也是深谙此理的。绑匪打电话给被绑架者的亲人，一是索要钱财，二是在他们内心植入恐惧的种子，好让他们听任绑匪的摆布，比如不许报警，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地点交纳足额的赎金，等等（为此，他们会虐待人质，甚至威胁撕票）。正是这些恐惧，里应外合，帮助绑匪掌控全局，使受害者俯首贴耳，言听计从。

谁知那位家长足智多谋，假装对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自己的沉默彻底打乱了绑匪的计划。有趣又有希望的是，在这部影片中，被绑架者父母不与恶势力谈条件，不接受他们施恶的暗示，不但让两位绑匪乱了方寸，而且还完成了对他们的反戈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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