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兄又被攻击了,不过培云从来不可怜长平,可怜的是那些肆意攻击、歪曲他的人。如胡适先生所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附: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
2009年04月20日《北京日报》 作者:北关
《南方周末》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记住蒋经国》的言论,文章检点蒋经国一生的“丰功伟绩”,通篇怀想赞美之辞,树碑立传的意味尽显无遗。且不说台湾民众对蒋的怀念并没有作者所说的那么高调和隆重,就说长平先生这样一位生活在大陆、尽享新中国阳光雨露和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所谓“媒体精英”,竟然要从海峡对岸一个独裁专制者身上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想象空间,简直是咄咄怪事!
台湾经济的确创造过增长奇迹,政治、社会也取得了不少进步,但要论社会巨变的速度、规模、幅度与深刻程度,大陆的经济社会变化更是举世公认的奇迹。
蒋经国的确在台湾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要论个人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贡献,毛泽东、邓小平更是扭转乾坤的伟人:一位引领人民把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造成独立自主、积极自信的新中国;另一位带领人民从危难局面突围,走上改革开放的富国强国之路。这些发展奇迹,这些历史伟人,怎么没见长平先生去歌颂、去铭记,却要独独“记住蒋经国”呢?其用意何在呢?
细看该文,作者先是要人们记住不可逆转的世道人心,接着要人们记住蒋经国对两岸和解与台湾经济振兴的功绩,最后话锋更进一步,“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统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这就一下子点明了,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恐怕才是长平先生念兹在兹的重点。
熟悉这位精英的人都知道,长平先生喜欢拿他的西方化的政治理念来衡量中国的一切。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一方面,他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以及中国社会的批评指责十分严苛,什么事都要以“普世价值”为标准来衡量和解剖一把;另一方面,对那些扯着自由民主旗号批评甚至歪曲、诋毁中国的言论,他却显得十分宽容。
我们不能不说,长平先生,您只怕是陷入了一种以西方价值为依归的意识形态偏执。“自由”、“民主”,确实都是好字面,但在现实中,是不是真的“好东西”,还要看条件、看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为亿万中国人民所认同,无视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条件,无视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只知道奉西式民主为圭臬,一心要移植西方民主的人,恐怕最终只会撞倒在历史的南墙下。
又附:五岳散人的反驳:
为什么不能记住蒋经国?
发表于 2009-04-20 18:07:24
按:去年是《北京晚报》,今年是《北京日报》,站在所谓政治正确的高度试图用文革以及扣帽子的手法抹黑长平以及他所属的南方报业集团。报业同行基本是有共识的,在具体事实上尽可以商榷,但一般避免直接攻击对方的理念。所以,这两次北京的报业集团出手打击南方报业集团,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
应该说这两次南方报业都算是吃了个哑巴亏,也可能是不屑于对这种诛心加扣帽子的文章做出回应。但笔者还真是有点看不惯,正好与南方报业算是颇有渊源,算是强出头一次。而且这次我想证明的是,即使在当下的话语体系中,北京方面的这种言论也是有很大的可商榷处。所以,我这次用当下流行的话语与逻辑来回应,文字固然显得迂腐,但更多的是证明这些人是一种观念的僵尸,甚至连现阶段政府的执政理念之高度都远远没有达到。这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北关的奇文,题目叫做《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先解释一下,长平是一个人的笔名,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记住蒋经国》,回顾了蒋经国先生的一生。北关先生不但从字里行间看出了长平先生“通篇怀想赞美之辞,树碑立传的意味尽显无遗”,而且隔海相望、高瞻远瞩的指出:“台湾民众对蒋的怀念并没有作者所说的那么高调和隆重”,并且从政治正确的高度两面下手,说“长平先生这样一位生活在大陆、尽享新中国阳光雨露和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所谓“媒体精英”,竟然要从海峡对岸一个独裁专制者身上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想象空间,简直是咄咄怪事!”
应该说最后这招最狠。如果你认可前面的阳光雨露与成果,那你在蒋经国先生身上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想象空间,自然就是罪大恶极的事。而如果你不认可阳光雨露的话,这是往我们执政党身上抹黑,是阶级异己分子。当然,所谓阳光雨露这句话虽然颇有文革时期的风范,实际上回顾我们这些年的历史来说,倒不如说是“阳光雨露、莫非君恩”。这话一般是被贬职的官员在叩谢皇帝圣旨时候说的。
其实这倒还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这个逻辑上看上去给人设了一个圈套,实际上在追求小范围政治正确的同时,把自己放在了更大的政治不正确的范畴里。
我们知道,同为炎黄子孙,渴求统一的盼望都是很殷切的。如果说国民党当年与共产党是老对手的话,现在在寻求两岸共识的基础上,对双方领导人的评价都已经出现了颇大转变。就拿抗日战争来说,大陆已经非常爽快的承认了国民党正面抗战的牺牲与功绩,而对于国民党的现任领导人,也表示了更大的好感与敬意。在学术界当中,蒋经国先生在最后取消了“动员堪乱”的戒严体制,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社会建设上来,也得到了相当的肯定。
如果想用政治正确来压人一头的话,这是不是更大的政治正确?“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环境之下,“独裁专制者”出于这么一份北京市官方党报之手,于我们的统一大业是否能够有帮助?
在此奇文中,北关先生于偷换概念的运用,大致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程度上。他在列举长平先生文中“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统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后,直接就说到这是长平先生念兹在兹的重点是“西式的政治制度”。
如果我们再次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看的话,自由与民主也是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强调的重点,怎么一提到这两个词,就能够让北关先生直觉的反应到西式的政治制度上去呢?难道我们中国人民就没有享受民主与自由的权利么?这不但与当前的政治话语向违背,并且也否认了我们《宪法》当中的表述。这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
要是我们纵观该报的整个版面,头条评论的标题《制度的优劣要由实践来检验》,而北关先生的文中强调:““自由”、“民主”,确实都是好字面,但在现实中,是不是真的“好东西”,还要看条件、看效果。”从表面上看,可谓是呼应紧密。头条评论的标题与内容大致说的是泰国最近发生的事情,以此来证明民主与自由在某些时候并不一定很美妙。但是,这个实践是在泰国,并非发生在我国。我国从来都强调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与其他国家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前提的话,我们也要进行自己的实验来检验才是。而北关先生的话语中,已经否定了现实中民主自由会有好的效果。在政治不正确的状态下,一个版面的文章都在互相打嘴巴不止,不知道是编辑的能力问题,还是其政治素养不过关了。
综上所述,北关先生置民族大义与我们政府推进民主与自由的进程于不顾,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为了攻击长平先生而出此下策,实在是一种政治不成熟与短视的行为。就此可以看出,我们这里还有很多错误的思潮需要正本清源,否则的话,对于我们改革开放的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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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爱折腾!
原来。。。。卫道士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有些人已经习惯了跪着说话,你让他平身,他反倒不习惯了
这其实是件好事,敝国的“特别国情”总是需要争辩才让常识得回归。
道理拿到桌面上一辩,是非对错自然了然于胸。
辩论是要讲逻辑的,他不讲逻辑你跟他怎么辩?
例如;一位引领人民把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造成独立自主、积极自信的新中国;另一位带领人民从危难局面突围,走上改革开放的富国强国之路。
既然前者那么伟大,何有后面的危难局面?他能解释吗!
有些人一听到民主、自由这类词汇就有本能的反感,正如妓女往往不爱听说贞洁、贤淑这类词汇一样。
(昨天没在凯迪发出来,就贴在这里吧)
特供<>北关先生的一则资料
北京日报的北关先生,给长平先生扣了帽子,并作了预言,长平“恐怕最终只会撞倒在历史的南墙下”。北先生的文章,我看了,很为他难过。不讲道理,不给数据,“风景这边独好”的横劲应该很对领导的胃口。
不讲道理的官僚文风,和他较真是自降智商;与他辨理,也是鸡同鸭讲。那就取北关先生的字句精华,依次咀嚼。
“通篇怀想赞美之辞,树碑立传的意味尽显无遗”。——长平先生的落笔为“蒋经国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少滥用权力,多顺应民心”,民众驯服权力、领袖顺应民心的结论,是持平之论。赞扬蒋经国先生顺应历史潮流,并非哗众取宠的言论。按北关先生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说国民党领袖的好话,否则就要撞历史的南墙。在台海局势渐缓的情况下,北关先生这一不利统战的言论,在《潜伏》热播的情况下,其真实目的何在?
“竟然要从海峡对岸一个独裁专制者身上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想象空间,简直是咄咄怪事!”——这是典型的钱钟书先生说的词丰意瘠的病句。有文革话语记忆的人都有点印象,这是“文革腔”,不去说它。长平也就是表达了看法,并没有寻找“空间”,如果说想寻找的话,也是想从类似北关先生生猛的枪棒里寻点“话语空间”。北关先生给蒋经国戴“独裁专制者“的帽子,与历史的全貌不符,要补上台湾现代史这门课。在马英九先生高调纪念蒋经国先生之际,以党报之声,派发“独裁专制者“的帽子,是否和国台办的口径一致,北关先生有没有大局意识,抑或有其他不可告人(“不可告人“一般来说,和“咄咄逼人“比较匹配)的目的?
“这些发展奇迹,这些历史伟人,怎么没见长平先生去歌颂、去铭记,却要独独“记住蒋经国”呢?其用意何在呢?”——-有 经常歌颂,不够么,还要把长平拉上做吹鼓手? 按照北关先生的逻辑,长平除了北关先生认可的外,不能记住任何人. 因此,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记住北关先生。
“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一方面,他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以及中国社会的批评指责十分严苛,什么事都要以“普世价值”为标准来衡量和解剖一把;另一方面,对那些扯着自由民主旗号批评甚至歪曲、诋毁中国的言论,他却显得十分宽容。”——北关先生,要举例,要给证明啊!而且,长平先生言论,要以法律衡平,千万被整出其他的一套让人恶心的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为亿万中国人民所认同,无视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条件,无视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北关先生没必要拿意识形态的棍子来抡人。今天我要给北关先生贡献一则小资料,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1987年秋,有人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谈话,他说:我劝过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说这话的,是邓小平先生。这段话,未收入《邓小平文选>. 北关先生大概就领会不到了。
这则资料来源:08年12期杜润生先生口述
北京日晚报,不是一般的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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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晚报的事情值得探讨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