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培云写在《新京报》上的专栏文章，谈张海超“开胸验肺”案。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9月16日，因“开胸验肺”而备受关注的张海超向媒体证实其已获得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各种赔偿共计615000元。

“开胸验肺”一事之原委早已尽人皆知，这也是2009年最撼动人心的一桩底层维权。为了证明自己得了“尘肺病”，6月22日，张海超不得以进行第一次“开胸验肺”，但结果依然没有得到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支持。为此，已经开过一次胸的张海超曾表示“必要时，愿意二次开胸验肺”，“与其等死不如赌一把”。

奔走于现实中的人们，时而小心翼翼，时而又大张旗鼓地在推动着时代的变革；与此同时，也不忘标刻意义。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也因此被网友们称为“关注农民工职业病元年”。文艺理论家们常说，任何好的文艺作品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然而，今日我们看到的社会光怪陆离的生活，或悲或喜，或怪诞，或惊悚，似乎都已经高于一切文艺作品。所谓转型期中国不再需要小说，也是这个原因。如有评论指出，在随便一个砖头都能砸中一个专家的中国，一个普通工人的职业病鉴定竟然要闹到开胸验肺、卫生部督导、专家组调查的地步，这真是黑色幽默。

好在生活还不至于让人如此绝望，要将张海超逼到“二次开胸验肺”的地步。更庆幸他的抗争很快引起媒体与公众的强烈关注，并且最终获得解决。

不出所料，在这个博弈越来越具体的年代，一个众人努力伸张民权的年代，张海超很快被符号化。正是这位为自己切身利益趿趿奔走的青年在不经意间将农民工的职业病问题抛给了全社会，他以惊世骇俗的“开胸验肺”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揭开了底层民众职业病维权的艰难处境，以及职业病防治在制度设计方面的漏洞。

谁都知道，今日中国还有无数个张海超受着职业病的威胁，而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像张海超这样舍命维权，或另谋它途，闯出一条石破天惊的“创意型维权”的新路子，以换回眼球权利，为自己讨一个满意的说法。

张海超之于《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正如几年前的孙志刚之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当人们将前后两件事相提并论时，一个共识是，为了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就必须对制度来一次“开胸验肺”，而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首先就得修法。当然，虽说要给制度来个“开胸验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目前职业病防止体制中存在让企业“自证其罪”、职业病鉴定机构缺乏监督、对用人单位处罚太轻等诸多弊端其实早已昭然若揭。

除此之外，我倒是倾向于认为，那些刻意扭曲张海超的人需要看看自己有什么职业病了。当然，我所说不是说这些人受着某台高级检验设备的辐射的煎熬——如果有的话，他们大概不用开胸就可以得出个“职业病”签定了。

显然，张海超“开胸验肺”检验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健康情况，同时也检验了这个时代的利益纠葛。仔细想来，张海超“开胸验肺”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两种职业病：一种是他自己在从事有害工种时遇到的，即所谓的“尘肺病”。另一种“职业病”则出现在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工作人员身上。因为某种原因，该所管事者与拒绝赔付张海超的人与公司沆瀣一气。两种“职业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因为“职业不便利”而让自己的身体遭受了污染，而后者则是因为“职业便利”而被污染了心灵，被污染了职业道德、责任心与同情心，继而侵袭了社会。而当我们亲见这些人因为与利益相关者达成某种默契的同谋而不置申诉者的不幸于不顾，就不难断定，这种职业病的最典型病征就是麻木不仁。

一种维权，两种职业病。夹在中间受苦受难的是张海超。所幸苦尽终有甘来，当张海超获得赔付，这也意味着这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然而就职业病防治而言，就底层民众的权利救济而言，谁都知道这不但不意味着结束，反而意味着新里程的开始。与此同时，善良的公众也又一次看到，农民工张海超虽然出身贫寒，没有靠山，为了表明内心的冤屈甚至不得不剖胸陈情，但他悲剧性地胜出亦证明社会公义还在，人心向背还在。在那些苦于没有靠山的人的背后，或隐或现，终归还有一座社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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