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培云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乡村纪事连载。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中国向何处去？转型期的中国，“有的人富得流油，有的人穷得流血”，为什么当社会不公正几近极限，仍然没有出现西方预言的“大动荡”？转型几时转得行了，抑或几时转得不行了？从历史上看，为什么中国社会有“超稳定结构”？为什么王朝一次次崩溃而家国仍在？为什么社会屡经“民不聊生”最后总能起死回生？大凡关心中国现实与历史的人，都会被这些问题所困扰。而原因自有千条万缕。
2008年国庆节前，《南方周末》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就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写几句话。关于其中一个问题“我对国家做了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
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不是少年时勤学苦读走出了闭塞偏远的山村，给了自己一个相对宽阔的前途；不是大学毕业后拿了几倍于父母的薪水，可以作为家族的“临时政府”（或“小政府”）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却从不向他们征税；不是在巴黎留学时让外国朋友看到我来自东方，是个意气风发、彬彬有礼的好青年；也不是和平常人一样相亲相爱、生儿育女，谱写诗歌、赞美胡适，热爱学生、创造雕塑……而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由的趣味与独立的人格。
在这段并不长的独白中，我除了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外，同时也简略地概括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是通过自己年少时的苦读走出乡村的。虽然冷暖自知，其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也算是心想事成，从此在城里拿了还算不薄的薪水，可以不断接济自己的大家庭。只是由于一直没有放弃思考与写作的习惯，所以我更愿意将自己的这次人生转折称为“放下锄头与诗歌，提着笔杆子进城”。而现在，写作的激情与命运的召唤又一次让我心甘情愿地回到乡村，在回忆中见证。而以我对农村及中国社会的观察与体悟，我自以为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述若干问题的。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即将启动之时，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已经濒临崩溃。而改革开放之于这个社会的稳定的意义，显然不在于“一部分人先暴富起来”，而在于渐渐形成了一定数量有知识亦有些许财富的中产阶级。他们虽然也处在社会矛盾之中，但同时又像是社会连接器，连接着富人与穷人、城市与乡村以及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救济原先家庭、救济农村的主力军。尽管对于“中产阶级”这个标签，他们并不领情：没有兑现的政治权利，以及难以回避的政策性“杀鸡取卵”使他们认为自己仍旧身处社会的底层，并甘于与底层共命运。
而我在上文提到的“临时政府”或曰“小政府”，实际上是一种亲情救济。相信许多从乡村走出来，并且担负起家族命运者都会感同身受。这种亲情救济自然首先得益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有明显的家族文化的特征。甚至“国家”这个概念，都是有国又有家。而早在周朝，便有“天子立国，诸侯立家”一说；孟子也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虽然彼时“家”的含义不尽同于今日，却也歪打正着道明中国“国下是家”的社会结构。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金观涛与刘青峰注意到，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在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或者说意识形态结构）三者之间的适应与协调。在废封建后，“国家”二字联用而且家国同构实际上是将宗法制家庭与帝王国家高度协调起来。
顾炎武有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王权时代，更真实的情形应该是“天子治国，匹夫治家。”而且，因为都是全权治理，天子与匹夫负的因此都是无限责任。所以，天子亡国时，家族也就完了；匹夫犯了重罪，也可能被夷灭九族，子公司、母公司被皇帝老儿一窝端。也正是因为人们将自己的生命与价值附着于家之上，掌刑者与寻仇者都知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至于常被人哭哭啼啼说出的“忠孝不能两全”，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生活中“国与家”的两极。当然，真正能做到“忠孝两全”的，只能是继承了皇位并视天下为家产的帝王，前提是他不能像秦二世一样，将祖宗的皇位给弄丢了。
吴思先生曾经谈到“血酬定律”，认为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血酬”生活。“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应该说，在中国还有一种酬劳是“亲酬”。它不像“血酬”一样孤注一掷，充满刀光剑影，更多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和风细雨式的交往与琐碎。“亲酬”因此可以被视为建立在家族亲情基础上的互助与酬劳。回想林冲如何被逼上梁山，就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反叛者很多是为了救济“亲酬”才投靠“血酬”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在茫茫人海之中，家就像是挪亚方舟一样，成为天下苍生赖以自救的手段，同时也是自救的目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家族为了供出一个读书人，总会齐心协力、拼尽全力。在回顾封闭年代的电视连续剧《天下兄弟》里，不是还有姐姐下嫁给“权贵”家的二流子，只为让弟弟能参军，以换回一个好前程么？倘使这种血缘救济真能帮家族成员闯出一片天下，做了大官或大官的大官，众亲戚好歹也能尝到一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好滋味，有时哪怕只是一种“朝中有人”的虚荣。
遥想我年少之时，家境贫寒，下面又有几个弟妹都在读书，我能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也多亏有亲戚们的鼎力帮助。同样，在我工作之后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的父母，在我贪玩之时也曾担心我所有的上学费用都打了水漂，而在我开始自食其力后，同样见证了我对整个家庭所做的努力与回报。在乡下，如果有兄长在外“赚大钱”，当弟弟妹妹要上大学时，父母通常不会考虑寻求国家的救济，如助学贷款，而只是内部解决——他们甚至认为家里有人在城里工作还要找国家贷款是件十分羞耻的事情。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国家（或者政府）在许多农民眼里自己是只有义务而无权利；二是因为农民视本家族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有困难必须共担当。
显然，这种“亲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组社会关系的一种动力源与粘合剂，是转型期中国的稳定阀。本村不少没有考上大学而走出乡村者，即是得益于“有门路”的亲戚的帮助。而且，这种“亲酬”可以由亲及友，及熟人，“苟富贵，勿相忘”。正是因为宗族或者家族关系的存在，熟人社会的存在，若非被强力灌输，你很难想象中国社会能发展出什么阶级仇恨。毕竟，在同一个家族中，家庭成员虽然可能隶属不同的阶层，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最直观的往往是一种救济与攀附的关系，而非压迫与剥夺。
关于这一点，上世纪初的许多知识分子，如梁漱溟、董时进、吴景超、张东荪等都有所体认。梁漱溟便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
显然，梁漱溟所谓“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更多是家族式自救。而且，它是奏效的，即使是在一个扭曲的、不合理的社会中，仍然有许多人能够出人头地，“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令人艳羡。而生活在社会底层者，也很少会从“家-国”的纵向关系上考察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而只是“家-家”之间平行攀比，比上看到希望，比下看到幸运。不如意时，则自责命运不济，或者自己还不够努力。待终于无力回天，暴雨将至，他们多半也只是选择自生自灭，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几位西北农民一样打开了药瓶，将身体挂上了树梢。
由于对家的过度重视，使许多人更在意自己作为家长存在而非公民存在。而家长作为另一种形式的领导者（主持“小政府”），其首要任务便是对选民（家庭成员）负责而非国家前途，而且，为此他们不怕奉献牺牲。这方面，积极的例子举不胜举，而最负面的例子莫过于如今一些有“奉献精神”的贪官，他们将妻儿老少送到国外，自己舍身在国内做“裸官”，贪得盆满钵满，而无后顾之忧。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从历史上看，经营一个家族也许是中国人唯一合法的自治——虽然在几十年前他们曾经因为政治的原因夫妻、父子反目成仇，甚至被要求砸锅卖铁去吃“天堂里的食堂”，却未能就自家被粗暴干涉了“家政”而表示强烈愤慨。在大多数时候，中国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虽然很不发达，但是“亲酬”的存在以及人们对自家的苦心经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真正遗憾的是，这种只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私力救济所着力培育的仍只是一个私民社会。
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一样，鱼群从不知集体反抗、撕破鱼网，而是各顾各穿梭网眼。他们未必是一群被驯化到不能自组织的愚民，但是在一个压力型社会里人人争做“鱼民”各顾各也是无比真实的。由此，这种各顾各的家族救济一方面部分地完成了社会自救，另一方面也将这个社会分裂为两个“鱼民之家”：一是网里之家，二是网外之家。网里的“鱼民”虽劳苦却也因为网外的“鱼民”而看到希望，而自以为逃出生天的网外的“鱼民”同样因为网里“鱼民”的痛苦而知足幸福，不问世事与网事。其结果是，虽然都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存在，却也心安理得。大家各怀家事与心事，正义只在五米之内，抬望眼，数万里江湖，看似也波平如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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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不是少年时勤学苦读走出了闭塞偏远的山村，给了自己一个相对宽阔的前途；不是大学毕业后拿了几倍于父母的薪水，可以作为家族的“临时政府”（或“小政府”）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却从不向他们征税；不是在巴黎留学时让外国朋友看到我来自东方，是个意气风发、彬彬有礼的好青年；也不是和平常人一样相亲相爱、生儿育女，谱写诗歌、赞美胡适，热爱学生、创造雕塑……而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由的趣味与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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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一切，都是值得赞赏的啊！
家长制与君主专权有关系吗？是否也有那么一点渊源。
有不公而不反抗，我以为是利益分散，每个人都能对应地找到自己的那么点既得利益，就此就满足了，矛盾也自我消化了。
思想之犀利一针插到底
倾向 Says:
有不公而不反抗，我以为是利益分散，每个人都能对应地找到自己的那么点既得利益，就此就满足了，矛盾也自我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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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更多的是这种”不公”尚未触及生存底线，因而少有反抗。
看熊先生的这篇文章突然想起了费老的乡土中国 尽管现在农村发展多有变化 不少已经城镇化的也越来越向城市文化靠拢 但只要根还在泥土里 有些东西就还是保留下来 难以改变的。
“大家各怀家事与心事，正义只在五米之内，抬望眼，数万里江湖，看似也波平如镜。”
文章很长，但是好象没有回答题目的问题。
其实吴思先生对中国治乱循环的分析创立了很好的方法，可以最好地解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治与乱取决于老百姓是否造反，而中国人造反与否取决于造反和当顺民的风险收益比较，如果当顺民可能比造反死得更快更窝囊，造反尽管有死的风险，但也有飞黄腾达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可能更多的人会选择造反。
但是要把中国人逼到这份上可不容易，除非过两天就要饿死，否则大家还是选择忍。
别说如今基本上能丰衣足食，即使是六十年代那么惨也没出什么乱子。何况时过境迁，相比于冷兵器时代，如今造反的风险就更高了。所以，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只能暗自叹息了。
佩服你的文笔，更佩服你的思想
需要领袖人物组织，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
这是一个裂变与巨变同时上演的时代,这更是一个理智与疯狂同时哭泣的时代……看五千年的历史,其实只是一部治乱交替与新旧政权跌宕起伏的过程,至于平苦百姓呢,正如元之张养浩过潼关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钱穆这种温情的解释和熊老师的略有不同哈~~~~
呵呵，相较于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与传统的二十世纪，钱穆的温情自然是要给他些敬意的，但若是说中国史是一片琴韵悠扬，则又是另一种极端了。
我啊还不想被被关小黑屋
KUKUKUKU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057169
中国社会因家庭而热闹,也因家庭而有今天的现状.这不是短时间形成的,而是有相当的历史沉淀的.试问贪官们为什么贪,很少是因为自身变态而非要把国家和社会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多数是起初为家庭妻小的未来,为家族人群的利益而迈出邪恶的第一步,结果一步步走向了深渊,被恶性循环所吞噬.反看国外,不是说没有腐败,但绝对没有国内之嚣张气焰.国外如欧美,日本.家庭观念没有国内那么浓,都是自己干自己的.有什么麻烦也就是自己解决,不依赖他人,即使是兄弟姐妹也一样.没有了这层照应关系,天空就会变得很蓝,水也会自然变得很清了.也就没有了找关系,找熟人等等之类的套路.研读国内的一些腐败案件,黑社会犯罪,无不与这些个亲情和关系有着看不见的千丝万缕般的联系.而平常国内馆子店里的请客吃饭则是在加固或延续这千丝万缕.在国外很少看到请客吃饭.即便是吃饭,取而代之的是经典的AA制 .所以国内有今天的现状,和令外国人羡慕的家族热闹密不可分,中国的家族文化曾经让这古老的国家有了唐宋之颠,也使得今日的中国有了难以解除的腐败魔咒.之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日中国的现状,改良是必须的,但又不能太急,人病久了人,得慢慢调养,给他天天大补就得一命呜呼,所以今天的中国社会大的暴乱没有,即使有也会被镇压下去.政府别的本事没有,镇压暴乱的本事可有一套.退一万步,就算暴乱取得了战果,使得政府改变了很多政策,推行起来恐怕又会回到以前,因为人没变.或者暴乱干脆取得了政权,重新组阁.可新的政权里又会有贪官甲和贪官乙.家庭观念没有变.所以在有识之士的思想启蒙之下,会有很多人逐渐改变思想,知道家庭思想的弊端.再者抓教育,从小孩抓起.当然这需要相当的师质和决策层的强力决心做保障.个人观点,呵呵.勿见笑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很有些道理。
熊培云：有不公，为什么没有大动荡？ 以下是培云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乡村纪事连载。——思想国·21世纪评论 中国向何处去？转型期的中国，“有的人富得流油，有的人穷得流血”，为什么当社会不公正几近极限，仍然没有出现西方预言的“大动荡”？转型几时转得行了，抑或几时转得不行了？从历史上看，为什么中国社会有“超稳定结构”？为什么王朝一次次崩溃而家国仍在？为什么社会屡经“民不聊生”最后总能起死回生？大凡关心中国现实与历史的人，都会被这些问题所困扰。而原因自有千条万缕。－－－－－－－－－－－－－－－－－－－－－－－－－－－“超稳定结构论”是酸臭书生的小农思维，妄想为统治阶级和他们的畜民们想象中的所谓“超稳定结构”寻找理论依据罢了。当今弱肉强食的世界局势，基国这样大面积不得民心、贪腐堕落到不死不活的“纸龙”政治体制，可以在外部四面战略包围步步紧逼绞索已经拉紧、内部民族和阶级矛盾一触即发的环境中有所谓“超稳定结构”吗？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当今世界尤为灵验，不得人心到了全世界众所周知的地步，就等于面对外部和内部的突发事态和挑战、没有兵源和战斗力，没有国防和社会治安，百姓夹道围观外来入侵者皆喜形于色。就像当年清廷置身于虎狼群中，树欲静而风不止，可以有所谓“超稳定结构”吗？纸龙者，受潮、发霉，溃烂。。。即使无风无雨、岂能永不垮塌乎？更何况、社会不公尽失民心即使不引发激烈阶级冲突，必会促进外部入侵、民族分裂和经济崩溃同时爆发引发大动乱的提早到来！基国不久将来必是如此！“超稳定结构”？痴心妄想罢了！#bBsOtHeR&!!000#oLdDaTa&!!“超稳定结构论”是酸臭书生的小农思维，妄想为统治阶级和他们的畜民们想象中的所谓“超稳定结构”寻找理论依据罢了#bBsOtHeR&!!000#oLdDaTa&!!>“超稳定结构论”是酸臭书生的小农思维，妄想为统治阶级和他们的畜民们想象中的所谓“超稳定结构”寻找理论依据罢了
网络近日流传莎翁未发表的诗作
一群老兵的心声
满怀希望的祈求
充满友情和敬意
带着感激的憧憬
我们艰难的拜访到您们的脚下
站在您们的面前
饥寒交迫和悲愤的我们显得是那么的缺乏风度和修养
尽管我们也曾像您们一样春风得意风度翩翩文采飞扬
站在您们的面前
丧失青春和自信的我们显得是那么的语无伦次和失态
尽管我们也曾像您们一样稳重沉着胸有成竹受人敬仰
为了能够实现来向尊贵的您们鞠躬
我们象被踢撒了气的足球一样被反复踢挡踩踏逐出场
我们要疯狂的冲破一道道被严密“封杀”的制度通道
我们要艰辛的绕过一堵堵被精心“隔离”的法律竹墙
为生存不得不接受您们踩在我们头顶时俯视轻蔑目光
我们喋喋不休的运动着干裂出血的唇舌
也许在注视我们巴叽巴叽的嘴在无谓诉说的时候
您们的耳朵里却只当是听见蚊蝇蝉虫嗡嗡地作响
我们颤颤巍巍的递交出血泪书写的申诉
也许在扫视我们密密麻麻的申诉作阅读状的时候
您们的脑海早飘荡到公款旅游盛宴美女扑克麻将
满怀委屈的哭诉
充满怨愤和疑惑
带着侥幸的憧憬
我们再次艰难的拜访到您们的脚下
代表历史来陈请
回想当初为追随父辈们的信仰才在心中耸立这块高地
才无怨无悔的抽出自己年轻的肋骨为你们搭建这庙堂
面对你们的冷漠
丧失信任的我们要厉声呵斥曾几何时人民选出过你们
丧失耐心的我们要厉声呵斥你们哪一点德才比我们强
舞文弄墨溜须拍马弄虚作假吃喝玩乐是你们看家行当
宦海沉浮中曾几何时你们种过田做过工吃过苦打过仗
利用清闲公务你们雇人代考博硕文凭一样是科技文盲
一旦大风起兮战场上网络上你们定然是我们手下败将
信不信民主大潮必起秋后算帐因果报应好官坏官有帐
做人做官广结缘救人行善否则逃到天边也要把你咣铛
穿上公款购置的进口防弹服你们在人民唾沫海中下沉
就不信当今世界你们能用进口警具维持和谐盛世久长
懂不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要从每一个百姓做起
更要懂侥幸做官就该夹起尾巴为百姓鞠躬尽瘁才应当
本来面对四周的宿敌假朋友进逼你们已深陷危机重重
山雨欲来最后的忠勇之士请你们清醒不要再自毁希望
你们的最后防线只能存在于每一个老百姓的赤诚衷肠
可你们依然那么冷漠麻木看来天意如此烂泥糊不上墙
满怀绝望的挣扎
充满仇恨和鄙视
带着拼死的决心
我们再次艰难的拜访到你们的脚下
站在你们的面前
饥寒交迫和悲愤的我们向你们深深地90度鞠躬
但愿我们以这种角度注视你们的时候
你们仍然能笔直的挺直于地面
永远与我们老百姓保持固定的角度关系
以证明你们贵族老爷般的傲慢
尊贵的比萨斜塔——不！应该叫比萨躺塔！
请接受当初耸立你们的民众的鞠躬吧！
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由的趣味与独立的人格。
从改革共识的崩溃到社会政治共识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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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居士 于 2007-3-8 16:16:29
从改革共识的崩溃到社会政治共识的崩溃
一、由于改革运动基本利益点的变异和重塑使人民群众对改革共识的幻灭和否定、进
而造成中国社会政治共识的彻底崩溃：
1、人民共和国社会政治共识的基础：
改革共识与社会政治共识之所以重要，缘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宗旨的正义性（
解放受剥削压迫的劳苦大众和建立民主平等公平之社会）、也缘于中国共产党人1949
年从中华民国法律和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夺取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正义的社会民众共识
可以通过暴力颠覆少数政治寡头控制下的国家法制），更缘于1978年以来新几代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对党和国家领导权继承的道义合法性（不得背叛革命初衷和出卖当初夺
取政权时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和政治阶层）！
2、改革“共识”是如何建立的：
自从新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文革错误的民众信任危机中艰难的站起来，以“
改革”作为对人民群众的新政治承诺、重新来建构社会政治共识的出发点以来，所谓
“改革共识”，就“糊里糊涂的”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它既包含着全体中国
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状况放在政府工作首位的肯定
，也包含着全国人民对人民政府开放政治民主许诺的期盼，这一许诺后来竟糊里糊涂
的被替代成为“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下简括为“先
富带后富”）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的幼稚的政治空头支票。也因此，在
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模糊幼稚理念，由于政治的不
民主缺陷而被领导集团赋予了一种自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任何由少数人单凭异想而
制定的政策出台，只要标上“改革”二字，也就天然地具有了不可挑战的政治地位。
在官场中用得最多的是这样两句话：“不争论”、“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就
是这种改革自然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极致表达，如此简单粗暴的“邓式”政治口吻明白
的表达出少数人的个人政治意识践踏民众意愿的程度，对于党内不同意见的打压甚至
可以演绎出“类似满清垂帘听政政治格局”的重演、导致H、H、Z等党内最高层下台
的政治演绎。
3、改革内涵的变异导致改革共识的破产：
改革共识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现代化历程中，由于其先天的模糊性、幼稚性和不民
主性、其实内涵早就已经有了微妙的根本性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体现在一些用来标
识改革的口号当中。八十年代用的最多的是“先富带后富”，经历过1989年“**事件
”之后，邓小平的南巡终于将改革表达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而“先富带后富”
这一口号则慢慢从政治宣传中退位－－前一个口号还为中国人民开出了一张共同富裕
的空头支票，构建了中国人的改革“共识”，中国的“改革神话”即奠基于此；而后
一个口号则完全没有了分配正义。但习惯了在各种标语口号中生活的中国人，几乎没
意识到这两个口号的微妙变化将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
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假“改革”之名，行掠夺民众经济权利之实的各种“改革
”政策、如住房制度、就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基本教育与高等学校收
费体制的“改革”陆续出台，普通老百姓得益于社会生产力正常发展而省吃俭用刚刚
积攒鼓起来些的口袋逐渐瘪了下去，由于人民群众对各种改革不定因素和基本生存安
全感的丧失所致，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普遍的高积累低消费的畸形经济形态！
再看假国企“改革”之名，行掠夺国家公共财产积累和国家公共资源之实的各种
“改革”、使大量本应由全民所有的公共财产和公共资源被少数人所“合法”窃取，
在这种由少数人官僚权贵和国内外资产阶级勾结操纵下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实施
的同时、却造成了千千万万在高积累低分配旧体制下任劳任怨埋头辛苦工作几十年为
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国企普通干部和劳动者被抛向失业和贫困、甚至由于政府官僚
作风、各项“改革”政策的不协调和不完整而丧失基本的社会保障，使千千万万具有
相当政治文化素养和政治斗争经验的原来的社会主导力量、沦为反叛意识激烈的、黑
社会化的赤贫阶级！
更有甚者、假借政府机构和政府职能“改革”之名，在实行所谓“小政府、大社
会”之改革的掩盖下、政府开始逐步的系统的解脱自己作为人民政府和公共财产积累
公共资源掌控者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如人民的就业权、养老权、医疗权、住房权、
受教育权、等等）、置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力和基本人权于不顾，而颇具讽刺的事
实恰恰是政府机构和公务员规模更加臃肿、政府行政和各种不正当消耗费用更加庞大
、政府内部不可抑制的官僚腐败程度更加严重！公权更加被肆意滥用、公信更加被肆
意践踏、社会腐败和丑恶现象日盛，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如江河日下、一发而不
可收矣！
假借所谓改革导致民怨沸腾、最终导致人民群众的改革共识一步步走向破产。
4、社会共识的破产必然导致“改革”政治合法性危机：
改革共识的破产，其实缘于这种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缺乏社会公正的改革，使得少
数人享受改革成果，而大多数人却为“改革”付出代价。改革共识的破产直接导致新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改革以来各届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任何社会转型和权力更迭转
移都无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共识，尤其是政治共识，以求达到全体社会的认同
，只有建立于政治共识之上的政府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重新构
建社会共识的本质其实就是重新构建政治合法性，社会共识的破产必然导致“改革”
政治合法性危机！
综上所述，目前的中国已经在构建社会共识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之所以如此，
则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掠夺式改革已经使得中国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追踪而来
苏秦居士高见，多指教，多交流。：）
久闻熊培云义士大名了！是您多多指教、我们多多交流呀，我的QQ397568611悠扬的口哨，我的杂文博客－－圈网你我他《苏秦居士》，欢迎常来走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