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青年时报》日前就《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出版等问题对培云进行了专访。谈到为什么对未来中国有信心时，培云的回答是“一个理由足够，因为人人都想有美好生活”。

访谈今日（1月9日）见报，特别感谢翟春阳先生的支持！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青年时报》：《重新发现社会》是你的第几本书？手头还在做什么？

熊培云：我出的书并不多。如果不算译介的书和比较小的书，这算是第二本书吧。上一本书是《思想国》，是刚从法国回来后出版的一个集子。目前手头还有几部书稿，包括一本是关于中国农村的，一直在《南方都市报》连载；一本关于政治传播学理论的，也是我在大学的讲义，正常今年会出来。你知道在中国出版一本好书不是件容易的事。出书的时间往往会比写书的时间还要长一些，这是现实，必须要有耐心。

《青年时报》：在法国留学的几年，对于你个人的成长是否很关键？

熊培云：是的，当我辞去原先的工作，将自己抛向了社会，甚至是抛向“国际社会”，发现自己的人生格局完全打开了。和很多人比起来，我留学时间并不算长，但是非常有效率。留学的同时，我还在做《南风窗》杂志的驻欧记者，可以继续以记者身份接触一些优秀的人。这方面我想最主要还是开阔了眼界。

就拿对欧盟的理解来说吧，平常我们在国内得到的信息更多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以为人家是在建一个乌托邦。但是到了那儿你会发现，欧盟所倡导的不只是政治梦想，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从巴黎到柏林采访，只在巴黎北站买了一张车票，几小时后到了一个车站，走出去就是柏林车水马龙的大街了。无论是出境还是入境，其间没有一个边防人员拦你。这就是我想要的政治，这就是我热爱的生活，这就是我渴望拥有的超越国界的自由。

如果说思想观念上有什么收获，最大收获我想还是梳理清楚了对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理解。年轻时多些阅历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你可以更客观、全面地看待周遭的事物，同时保持自己思想上的独立与精神上的宽容。

《青年时报》：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什么书深深地影响了你？

熊培云：我喜欢阅读，也有很快的阅读速度，多艰涩的书，一般都会在两小时内读完。影响我的书有很多。我想主要分两种，一种是理性层面的，比如我读过的一些社科图书，它们不但拓展你的思维，而且为你打开视界。如卡尔•波普尔的书。还有一种书是心灵层面的，如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鹿桥的《未央歌》，以及八十年代读过的一些诗歌。人是不能没有心灵生活的，否则为什么人们还要大谈爱情。而这些书会告诉你，无论在什么时候，这世界都还有美好的东西存在。

我在书里向唐德刚致谢，很遗憾没能展开，我对唐先生是非常感恩的。这不只是因为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启发了我，让我可以从容面对当下中国的问题，更因为我也是属于“先读德刚，后读胡适”的那类人。十年前，正是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一书为我打开胡适之门。这世界那么多书，时至今日，我已记不起来当时是如何在书店里挑到了这样一本书，也没有好心人推荐。回头想想，这一切就像是中了彩票一样。在出国留学之前，我读完了欧阳哲生编12卷本《胡适文集》。回国这几年，从绩溪上庄到台北胡适墓，我算是以自己的方式见证了胡适先生的生与死了。当然，从这方面说，你也可以认为与其说是书在影响我，不如说是具体的人。而胡适对我的影响，是理性与心灵两个层面都有的。

在理性与心灵之间，写作时我会尽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当然我也承认理性与心灵很多时候是相通的。

《青年时报》：回想起来，大学前的教育对你影响大吗？你的平生志向是什么？

熊培云：我是在乡下上的学，过得比较散漫。除了必须参加高考，格式化教育对我的自由心性基本没什么影响。充满欲望的城市生活容易异化人，我总觉得年少时能生活在农村是件非常幸运的事。

至于立志，张爱玲有句话叫“成名要趁早”，我倒是觉得“立志要趁早”。我说的立志不是说从上小学开始父母给你立下一个考大学的目标，而是要知道自己的人生乐趣在哪里，知道自己最想干什么。在我看来，一个人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初年，知道自己最喜欢做什么，并且坚持做下去了。人的智力是差不多的，区别只在于他是否发现自己能够受用一生的兴趣并且持之以恒。

我是很小就知道自己在思考与写作方面有着怎样的乐趣的。因为这种乐趣与坚持，我的人生基本没有走过什么弯路。当然并不是说一点挫折也没有，只是我愿意积极生活与思考，使逆境成为我可资利用的条件。所以，当我问别人“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的时候，我自己的答案是“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

《青年时报》：说说你喜欢的生活方式？

熊培云：我的生活很简单，我不算是一个有小资情调的人，我对许多时尚都一无所知。不过，我坚持了一个古老的时尚——在读书、写作与旅行中生活。我很享受目前的状态。更何况，还能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温和而坚定地做一些事情，希望社会能因此向好的方向转变。我没有宗教信仰，只愿以自己的良知为上帝，把写作当作一种关乎良心的祷告，心有所想，身体力行，想去哪就去哪，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世界没有比这更自由的生活了。

《青年时报》：朋友们都说你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派，这和胡适先生很像。你为什么对未来中国有信心？

熊培云：一个理由足够，因为人人都想有美好生活。

(采访 时报记者 翟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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