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陆续续与几位朋友在布热约码头附近的寒舍里闲聊，也结合近来在网上的一些争论，我把自己这两年的一些思路进行了整理。以下是其中的部分内容，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胡适与鲁迅”、“什么是真正的启蒙”、“中国民族主义是否危险”，以及“中国文艺是否复兴”若干问题。

◆20世纪是流血的世纪

◆21世纪是流汗的世纪

问：中国人谈二十世纪，绕不过鲁迅与胡适。有人说，胡适是二十世纪少数堪与鲁迅比肩的大师。怎么看鲁迅与胡适？

答：在关天茶舍回一些朋友们的帖子时，我谈到鲁迅和胡适不是一个境界。鲁迅是个坑，有人拿他来讲深度，讲的人多了，他就成了深渊，于是就来了帮热着血的，纷纷跑去玩蹦极。二十世纪的中国，就这样玩过头了。胡适是座山，中国要向前走，就得往上爬。

有位网友读后说我运笔如龙，回答精彩，但也表示“看待胡、鲁二人，实在不须是坐翘翘板：把一人顶起来，就非要压下另一个去。”首先，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对鲁迅先生本人是尊敬的。我区分胡、鲁二人，只以文化象征来谈，不涉及各自的人格。我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为了中国人集体理性的成长，不必将鲁迅这根“光棍”举得那么高，更没有必要当作旗帜。我说鲁迅是条“光棍”有两个原因：其一、鲁迅一辈子被人当作棍子用；其二鲁迅骂了一辈子人，一个也不宽恕，他是天地间独一无二的、荷戟彷徨的光杆战士。

有人说鲁迅是“解构主义的先锋”，这一点我不反对，拆东西的确是鲁迅的全能。但是，东西拆得太多，就难免变成失控的割草机。我的责备和许多朋友一样，鲁迅本来是为了除草，然而过于愤世嫉俗，没有一点宽容之心，结果连园子里的花也割得不剩了。鲁迅为什么能被人拿去当棍子用？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的精神里有一种专制主义倾向。如果有人哭着喊着要弘扬“鲁迅精神”，用它来给自己的脊梁上夹板，我也不反对，前提是你必须把“鲁迅精神”里的专制主义因素排除出去。

说到鲁迅，再谈谈我为什么反对主义至上。主义是什么？主义其实也是一条“光棍”。因为它是排他的，是经常用来殴打人的，它本质上是专制的。在广场上，我们看见一群人举着一根“光棍”当旗帜，我们会觉得不伦不类。然而，在世界各地冒着炊烟的专制主义不就是这样横行于精神领域，像根孤零零的打狗棍一样被高高地举着？

我推崇胡适不是为了怀念他，而是因为他对当今中国的济世功用。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现在是一个混合体。一个集前现代、后现代、现代“三位一体” 的怪胎。当今中国如何真正实现现代化，实现文明政治、轻松生活，我认为有两个要件：一方面要保守已有的现代，另一方面需要后现代文化瓦解前现代的消极的东西，就像网络文明正在无孔不入地瓦解专制主义。众所周知，后现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宽容，是多元化，是胡适先生晚年倡导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在此一层面，所谓的“鲁迅精神”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李慎之先生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的理解是，“二十世纪是流血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流汗的世纪”。前一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后一世纪是改良的世纪（我把它理解成真正的革命）。前一世纪风雨飘摇，终点回到了起点，基本上宣告失败，后一世纪需要大家的耐心，需要多一些坚定与坚守，甚至包括必要的忍辱负重。不要像庸俗短视的革命家一样，盼着在有生之年看见革命的一切成果。

几年前，我第一次去海南旅行，当车子行驶在新修的宽阔路面上时，我突然有一阵感动。我在想，我做了几年报纸，也写了不少慷慨文章，之于中国的贡献，其实还不如一位民工。他们虽然被泼上了廉价的污名，不如精舍里的学者们高贵，但修出来的路都是踏踏实实，是可以看得见的。这种自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有了下面的结论：我们这代人，与其拿着主义去“争夺青年”，还不如脚踏实地，像民工一样一点一滴地建设。他们修筑的是中国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

◆今天到永远，今天是永远的现代

◆启蒙就是自由交流

问：启蒙是否结束？什么是真正的启蒙？

答：有一次坐在索邦内广场的雨果塑像下面和一个德国学生聊天，她对我说，在西方，启蒙结束了，大家整天好像没有什么事，不像你们中国，危机四伏，德国人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哪呢！

启蒙结束了么？我不这样认为，虽然基础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受挫让启蒙运动陷入困境。我十分赞同哈贝马斯的立场——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传统的否定，又不放过对现代性的各种弊病的批判。现代性是一项并未完成、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事业。我以为，人类除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外，没有其他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和启蒙时代的主义论一样，在这个追问下双双破产。一方面，宏大叙事颗粒化，每个人的精神都还原到最朴素的境地；另一方面，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自由，这是人的天性，这个天性汇合成一组宏大叙事。它将击破空洞与虚无，人类会因此团结。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我们在需要大胆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康德举了未成熟状态的例子：有本书能代替我理解，有位牧师能代替我拥有良知，有位医生代替我选择食谱。这几个例子，不幸预言了此后启蒙运动何以陷入困境，即启蒙者大包大揽，争当牧师与医生。然而，没有人能做到真理在握、绝对正确，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我们拥有的是短暂的生命；我们的知识理性同样是有限的，如波普尔所说，历史没有宿命，我们能做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有限理性不断地纠错。在此意义上，启蒙没有绝对的是。

在法语中，启蒙是Lumière，是光明的意思。启蒙，说到底就是要有光。这种光不是先验获得的，也不可能被谁后天绝对掌握。启蒙没有结束，但是推销绝对真理的启蒙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现在流行的某些精英主义仍然具有启蒙时代的一些危险特征。即，以自己的话语权的优势，对大众运用牧师与医生式的权威逻辑。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文本却是知识分子写的。知识分子的这种职业便利，决定了这个群体通常自视过高，在解释历史与现实时，总倾向于夸大自己的作用。事实上，知识分子并不能垄断知识，他不过是拥有一份致力于思考的职业，思想是他的产品，如果人格不独立，生产的就完全可能是伪劣产品。我理解的独立人格至少来自三个层面：一是要独立于威权和商业；二是要独立于民众，他必须像大海一样坚定，不为陆地上人多而蒸发尽海水；三是要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所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任何东西都在变化。前两个独立是对现实的超越，后一个独立是自我超越，当然这也是最难坚持做到的一种超越。

精英主义者就像这样一群“鸟人”， 他们飘在空中，鸟瞰全世界。他们自信真理在握，略作思考便可以为尘世开出包治百病的偏方。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就像在黑夜里打手电，他们不是谦卑地把光打到远处，照亮道路、田野与山峦，让你自己判断该往哪走，而是对着你的眼睛照射，告诉你这就是你需要的光明，舍此全是黑暗。那一刻在你眼中，除了他们手电里射出的光亮外，你什么也看不见，导致启蒙后失明。此时，启蒙异化为“瞎蒙”。你惟一正确的选择是像木偶一样跟着他们设定的路径奔跑。一个真实的世界在“启蒙者”的启蒙暴力下消失了，启蒙终于沦落为一种偏见。如康德所描述的革命，新的偏见就像旧的偏见一样，成了引导那些没有思想的芸芸众生的缰绳。

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解释哈贝马斯这个判断只需要常识。每天都有孩子在出生，在长大，在问自己或问大人十万个为什么？人类的处境其实就像这些孩子，除非人类灭亡，否则启蒙永远也不会结束。启蒙的前提是自由，每个人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有自由才有平等，有平等才会有自由交流。只有在这种自由、平等的语境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享受医生的食谱，并能随时发现其中的毒药。同时，启蒙者不因对理性的不正当运用，加上自己老马行空的幻觉，做了教条主义和他律的奴仆。

今天是永远的现代，光源就是自由交流。启蒙就是自由交流，它不止于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可能是单向的，而自由交流是一种互动，是彼此尊重，是程抱一院士所说的 “一加一大于二，接近三”（见拙文：《中国悲剧：和谐乌托邦的破灭》）。

◆让道德见鬼，人才得见上帝

◆每个人DIY自己的文化，也就是DIY中国的文化

问：有人说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已经来临？

答：文艺复兴的前提是这个时代必须张扬一种价值。中国要张扬的价值是什么？这似乎还是个“国家机密”。文化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它不是以复制多少件来计算的。举个例说，一个影音店，摆满了DVD，全是些好莱坞的大片与帝王戏，而像《鬼子来了》这样的国产好片在国内不能公映，这说明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文艺复兴的条件还不成熟。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要到来。个体传播的兴起，是中国实现平稳转型的巨大机遇。

当代中国，“在浮躁中前进”。消极而言，互联网像大众传媒的专栏文章一样，裹挟无数泡沫，浇灭了智者嘴上的烟斗；积极而言，后现代的价值观挟传媒科技之力正在瓦解前现代的铜墙铁壁。比如歌手自己刻录CD卖、学生拍DV电影在网上发行以及个人博客的兴起……个体的崛起打破了文化上的垄断，从此告别崔健、张艺谋等“文化代言人”。 中国正在走向多元化，主流文化流行于民间，它们不会被几打子精英简单地代表，也不会因为某个精英的“堕落”而背上黑锅。我在巴黎大街上经常能看到章子怡的脸，我觉得她亲切，若有人说中国文艺将在她身上复兴，就有点太扯脸蛋了；同样，说她丢中国人的脸蛋，自然也是扯淡。我曾经苛责张艺谋下西洋像郑和一样没带睾丸，然而若以后现代文化光谱去分析，张氏有无睾丸，还是由他自己说了算，他只代表他自己。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这样，无论他富有还是贫穷，人们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自己，DIY自己的人生，DIY自己的文化，甚至制造流行与时尚。胡适曾说，每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今天，每个人DIY自己的文化，也就是DIY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的转变，将更多地决定于这些文化的消长。如果民众都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正视自己的欲念，表达自己的主张，假以时日，转型定将水到渠成。所谓民主，说到底就是自作主张、讨价还价。市场经济，也是对民主生活的一种训练。人们能DIY自己的经济、文化与生活，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基础。告别主义的崇高，让道德见鬼，人才得见上帝。

自由即秩序，宽容即自由。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出现“汉服青年”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与其说有人在搞复古，不如说这是中国文化走向多元化的一个注脚。当你在巴黎大街上看到一些裹着被单式衣服的黑人妇女，最初可能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久而久之，你会从中领略到一种国际情怀、一种宽容、一种城市文明的温暖。服饰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表述，文明的富庶，来自文化多样性，得益于彼此宽容。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意大利战争，结果功败垂成，当了俘虏；二是积极向当时已经气象万千的意大利学习，因此成为法国文艺复兴之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学习他者的文明远比征服它更重要。对内对外，有兼收并蓄的宽怀雅量，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前提。

◆民族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中国流行“休闲民族主义”

问：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危险？

答：民族主义按政治与文化主要分为两种。包括以法国为代表的政治民族主义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前者认同政治制度，后者认同文化、语言以及习俗等等。前者走向极端就是拿破仑，后者走向极端则是纳粹。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更能感到经济民族主义的存在。

我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危险，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有，但不会成什么气候。举例说“网络民族主义”，不过是中国人活得太压抑的一种表现，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的政治话题可谈，于是让民族主义和“反美”捡了便宜。这是一种口水民族主义，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休闲民族主义”。中国抵制日货搞不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有天下主义的传统。郑和下西洋，连老二都没带，哪有什么侵略性？我不认为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有多大的危险，目前中国人心涣散，一盘散沙，更需要这种民族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让民族主义具有某种人道主义的特征。如我在《米哈博桥上的眼泪》一文中所写的巴黎，“一个弥漫书香的民族，爱它的祖先，用他们光荣的名字温暖一座城市；爱它的子孙，为他们呵护过去与现在的一切人与物；爱他们自己，做一个幸福的人，甘于辛勤、奋斗一生，最后可以温暖地死去。”民族主义本身并不危险，真正的危险是政治与信息（包括商业）的不透明，它可能操纵民族主义，最后也可能被民族主义操纵，水涨船高，骑虎难下。增加民族凝聚力是实现政治的一条途径，但过于依赖民族主义，在特定的时期，也可能会因民族主义失控，造成“引狼入室”的乱局。

我不反对民族主义的合理存在。我提到“汉字江山”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一种没有疆界的民族主义。在英人伯林笔下，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天然生成的，也是最不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如赫尔德所强调，人需要自由，同时也需要归属于某个群体。若没有可归属的群体，人会觉得无依无靠，会觉得不幸福快乐。所以，民族主义是一种乡愁，而乡愁是最高贵的一种痛苦。海德格尔讲，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实际上也间接说明了这种乡愁。赫尔德以乡土、语言、共同记忆以及习俗来谈民族主义。

在赫尔德从容的叙述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民族主义者。当我们尊重其他民族的民族情感时，我们便有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一种对“地球是全人类家园”的怀乡之情。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应该是个世界主义者，他要有开阔的心胸去接纳外部世界的美好。文明的成长如同一个人的成长，它得益于自由交流。转型时期，是满地乡愁的时期。它有《告别列宁》和《地下》里的彷徨与失落，更有对未来幸福自由生活的无限期许。每一朵乡愁，就像天上的白云，变幻却不死。没有疆界、无拘无束，柏林墙高过珠穆朗玛也拦不住它。（熊培云 2004年11月，米哈博桥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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